普遍人性论的建构及理论思考

人性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人性的多样潜能和普遍的自利追求是文明进步的不竭源泉.古今中外对人性的不懈追求和探索,使人性论思想精彩纷呈,百花齐放.梳理、整理、反思和类型化不同人性论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对于认识人性论思想提出、发展及其本质意义重大.     

中国哲学对当代人性论建构的价值发微

中国哲学对人性的探索与开发滥觞于先秦多元人性的创构与争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对中国人性论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是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主流思潮。全球化语境下人的发展问题、生态文明与人的和谐发展问题、人性问题研究的现实性和实践性问题是中国当代人性论理论建构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对人性的传统追问,为当代人性论的建构提供了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和理论支撑：当代人性论植根于传统土壤的人性探索,在和谐的人的塑造、爱的现代诠释和完美人格的现实考量上赋予了人性以现代意义。     

王夫之对孟子人性论的诠释与改进

王夫之在继承孟子人性善和四端之说的基础上,从唯物的立场,对人性的本质是什么,人性何以为善又何以有恶等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回答。王夫之认为人性本于＂气＂,人性的本质是善的。在对人性论的发展路径上,王夫之主张＂日生日成＂、＂习与性成＂的人性发展观;在情与性的关系中,认为＂心统性情＂、＂情才同原于性＂。他扬弃了宋儒对人性的二元化的分裂,重新确立了性一本论。可以看出,王夫之人性论洋溢着一种变革和实践的精神,一种积极有为的向上的朝气,透现出对未来的坚定信心。这些都是王夫之在对孟子人性论诠释与改进的基础上,对人性论做出的新的理论贡献。     

李觏功利思想从人性到“礼”论的内在逻辑

学界对李觏的研究缺乏伦理学的逻辑整理。李觏重视功利的伦理思想,一方面是折中的人性论,在这种人性论中,以绝大多数人——"中人"——作为标准,李觏既承认人性内在的道德属性,又认为人性中有不可否认的功利属性;另一方面,在折中的人性论基础之上,李觏提出了以客观的、公共利益为内容的"礼"来规范人内在的道德与功利属性的观点。总体看来,李觏的功利思想是折中的人性论与客观公共利益为内容的"礼"论的统一。     

也论人性

人生问题,是人类的一大奥秘。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为它绞尽了脑汁。 前辈思想家们对人性的艰苦探索,为我们开拓了道路。他们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料,为我们建立科学的人性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前提。但是,从总体上讲,他们的人性论毕竟是不科学的。其共同缺陷,就是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有一个超时代、超历史、全人类共同的 “天赋人性”;而这个共同的“天赋人性”,不论是善、是恶、还是非善非恶,其变化发展都有待于后天的教育或法律的约束,通过教育和法律去改变恶性,或者是发展、复归善住,以达到他们所预想的人性王国。这种 “天赋人性论”与“教育万能论”,把人性的探索引向了歧途。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的探讨缺乏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他们以唯心史观考察人性,错误地认为, “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     

董仲舒的人性观及其对当代管理的启示

汉代董仲舒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性有善恶"的人性观是对先秦时期人性论成果的批判和继承,提出人性包括善质和恶质两个方面,对人性要进行扬善抑恶。人性观决定着一个管理者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性有善恶"的人性观的很多内容都符合当代管理的需求,对当代管理有着很重要的启示。     

人性与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构建

人性与法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中西文化人性论的根本差异是中西文化分别走向人治和法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对传统文化的人性立场进行深刻反思;走出人性预设理想化的误区,借鉴西方人性论的合理因素,从人兼善恶双得属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世俗性等人性立场出发建构中国法治之路.     

浅析人性论、经济学与制度

经济学和制度设计的基石是人性论,对人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使经济学不断前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两大流派古典派和凯恩斯派的主要分歧之一是关于人性假设对经济的影响的观点有所不同。建立在不同人性假设基石上的经济学产生了不同的制度设计,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绩效。     

《礼记·乐记》人性论新诠——兼论其在先秦儒家人性论发展脉络中的地位

关于《礼记·乐记》人性论之性质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性善论和性可善可不善论。通过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主要源于对"性"字的不同理解。《乐记》对人性的双重理解是可以统一的,这恰好体现了其人性论的深刻性。而通过将《乐记》的人性论置于儒家人性论的形成过程中来考察,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其本身的性质和意义。     

青少年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人性论阐释

在现实中,人们因为人性论的抽象性对社会现象久已不做人性方面的分析,而缺少了人性分析,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就等于失去了根本.马克思的人性论是人的需要性、社会性和类特性的统一,这一科学论断对青少年问题的综合治理有着不可忽视的指导意义人的需要性揭示了尊重青少年需要的重要性、人的社会性揭示了要加强治理的系统性、人的类特性揭示了要重视矫治对象的主体性.     

先秦人性论与管理思想的演变

任何管理理论与实践都以特定的人性论为基础,不同的人性论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模式。管理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都源于管理者对人性的认识。本文就中国传统思想先秦人性论的基本形态以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进行了分析和归纳,考察了其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北宋新学与理学人性论建构的不同路径及特点

北宋中期 ,荆公新学与理学学者面对儒学人性论建构的理论课题 ,在整合先秦以来儒家人性学说并吸收佛道之学理论思维的基础上进行了人性理论的建构。两派学者的理论建构路径各具特点 ,由此在人性论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法治之德”的人性分析

法治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恶或人性善恶皆有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法治还有更广泛的人性基础。法治的人性论根源在于协调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及其内部的冲突，法治是一种人化的道德需要和制度安排，法治之德的实践应充满人文关怀。     

领导活动中的权力与人性问题

权力与人性的关系问题是领导活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令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十分困惑而又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的现实。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从对立统一方面探讨权力与人性关系问题,指出权力与人性的关系实质是得与失背后的义和利问题,体现的是领导伦理,反映的是领导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立足多赢与和谐,弃恶扬善,弘扬人性的光辉。“八荣八耻”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科学回应。     

道德哲学视域下孟子人性论的三个层次

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等问题,既是道德哲学研究的核心理念,又是孟子人性论关注的焦点。从道德哲学视域出发,对孟子人性论进行系统化梳理,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层次：其一,划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之性,厘清人性、动物性和物性的异同点,彰显孟子人性论的性善道德主体;其二,围绕心性关系,点明四心即性善,阐释孟子人性论追求的理想道德人格;其三,体察内外道德修养功夫,发掘天、势、气对于恢复性善禀赋的效用,探究孟子人性论的道德实践路径。     

浅议苏格拉底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人类,人类至今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一个完满的答案。孔子和苏格拉底同处于轴心时代,分别是东西方最早对人性问题进行思考的人,他们的人性论思想对当今人性问题的探讨具有很大启迪性。     

从人性论看孟子、荀子的治国路径

在中国古代 ,可以说治国主要就是治人 ,治人的前提是要知人 ,因此人性论就当然地成为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的不同预设和认识的解读 ,可以看出其论者各自不同的治国理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儒门中人 ,但二人在人性论上尖锐对立 ,孟子提出性善论 ,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而这种治国路径选择上的不同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     

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历史经验二三例

近几年来,在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把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列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所谓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那种撇开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单从生理学意义上解释人的共同本质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历史是人们为自己的人性的实现而活动的过程,是人的意识的     

体制创新与人性设计的探索历程

体制创新与人性基础的相容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回顾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人性依托,剖析批判旧的人性设计的理论偏颇和在实践中的困境,确立反映时代精神的新人性论是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计划经济体制内在地蕴涵了“道德人”的人性思考,而“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性基础,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即将来临,“文化人”的重要意义正日渐凸现。     

“性善”与“性本善”:孟子朱熹人性论的两条理路

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命的学问,非常重视对人性的探讨。孟子"性善"和朱熹的"性本善"思想,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孟子和朱熹对于人性的诠释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孟子的"性善"是即心言性,强调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走的是一条逆觉体悟的道路;朱熹的"性本善"是即性言心,强调天理下贯为人性,以性善言心善,走的是一条顺思论证的道路。"性善"与"性本善"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从"性善"发展到"性本善",实质是人性论的一种理论模式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