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研究》一书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生理、心理、文化、职业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分析发现,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与其成长的环境、受教育程度、家庭生活背景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氛围息息相关。该书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问题研究入手,以科学发展、人的社会化为视野,予以关注和探讨,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可市民化群体和逆市民化群体等概念,并在建构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熟协调机制和建构农民工融人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接纳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对策。     

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保障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居住公平和社会公正,以及和谐城市的构建和社会稳定。当前,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公共租赁住房制度亟待完善:公租房政策应体现平等、公租房的定位要明确、住房保障政策法制化、加大公租房的供应量、公租房选址合理化、公租房政策应向新生代农民工适度倾斜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的市民化路径

在代际差异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利益诉求，认为融入城市、完成向市民化的转变，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愿望和诉求。分别从制度和非制度两个层面，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阻力和困境．提出了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和措施。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的市民化倾向尤为明显。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居民的偏见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市民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他们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过渡。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学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角色认同、印象管理、闲暇时间、消费方式等方面有着极强的城市性,但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在于个人的努力,他们在深层次的市民化进程中存在障碍,如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及文化因素等,这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共同克服。     

个性与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短工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稳定就业是提高其工资收入水平、消解民工荒、顺利实现市民化,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但是,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却成了其就业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短工化不利于其工资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对市民化政策的稳步推进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短工化既是其个性特征的一种彰显,也是其理性行为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行为的改变需要新生代农民工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道全新命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呈现"三高三低"的特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仍是处于城市制度之外的社会群体,社会地位边缘化、居住边缘化、就业边缘化、经济地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比农民工问题更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并非一朝一夕。政府应把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真正摆在议事日程,给予特殊关注,采取多种途径解决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     

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以云南沙村为例

本研究考察与分析了云南沙村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动因及其社会适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主要受到家庭生活事件、家庭生命周期、主动逃离城市、工伤事故等四种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之后,在就业选择上主要呈现务农技术化与经商自主化的特点;在返乡社会适应方面存在类型差异:主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目标明确,很快融入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中;被动型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在适应中多呈现阶段性、反复性直至最终定型化的特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需要建立一个"可进可退"的政策制度空间,既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完成市民化,又能给予他们自由返乡的选择空间。     

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探析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工问题非常重视,特别提出了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而当前,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其市民化的问题。因此,为促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三点是最重要的：一、充分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大意义;二、认真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三、努力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八大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

新生代农民工被历史推上城镇化建设的大舞台,且成为新产业工人,随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问题、市民化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也就成为学者研究的热门话题。通过梳理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广大学者们正从多元的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社会分层、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成本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是近期学者们高度关注的切入点,而社会服务供给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关系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困境及路径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的尴尬境地。固化且备受争议的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应充分考虑农民工个体及家庭的特殊性,构建覆盖新生代农民工的"四条保障线",关注并发展惠及农民工家庭的农村社会"四条保障线",以"一体化"理念改善城乡就业环境。对当下化解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危机,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理论命题和现实课题。现阶段,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日益凸显。面临着种种客观、主观上的困境,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都需要统筹协作,从组织、引导、服务和维护四方面入手,关注帮扶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发展,走向现代文明。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的社会目标,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可以找到市民化的可能突破点。由于社会流动、婚姻挤压、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尴尬、婚姻策略的盲目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性,丰富了婚姻内涵的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管理难题。因而以婚姻家庭为突破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层化、专门化研究,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缓解成婚难问题,改变婚姻迁移循环式流动的窘境,减轻抚幼赡老维持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内容。     

农民工市民化与城市公共品供给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日趋强烈的市民化愿景,促使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出现对象泛化、需要两极化和市场化走俏等新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住房及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物品方面得不到充分保障。当前,急需创新城市公共物品管理模式,优化政府投资,加大公共物品供给力度,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成都市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的个案分析

运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成都市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的非结构式深度访谈,描述和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追求市民化过程中对社会资本的建构、利用和动员过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加快市民化步伐,政府和社会责任重大,必须从根本上扫除制度障碍,加强城乡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营造一种良好的生活、就业、居住及成长的氛围。这个特殊的社会化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需要政府、企业、社区、市民和农民工自身共同联动。     

断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架构——基于杭州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依据2009年在杭新生代农民工的500份有效答卷,从经济架构的视角进行市民化能力的探讨.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愿望强烈,但市民化能力薄弱,主要源于贫困的代际传递、低端行业的低收入“粘性”以及中国式市民化的经济断层所致.     

“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趋势——结构化理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在“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的现实境遇下何去何从?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有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正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市民化的出路,由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市,在打工积累的基础上转向自主创业或正规就业,从而实现市民化的目的,笔者称这一现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外部结构因素与内部主体因素二者互动的结果.本文尝试建构一条由行动主体实践探索的“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其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且有助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     

“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反思——从富士康“N连跳”说起

通过对富士康"N连跳"事件以及"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断的出现自杀现象的高度关注,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自杀行为的社会根源,发现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的社会失范,如制度失范、文化失范、角色失范、价值观失范、社会因素引起的心理失范等是其自杀的总根源。减少和防止"80、90后"农民工自杀现象的措施应该包括: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建设、构建农民工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加强企业人文文化和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