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共同开发案例研究

目前南海争端愈演愈烈,共同开发停滞不前。但毋庸置疑,若以和平手段解决南海争端,那么共同开发就必定会作为一项重要的过渡性争端解决措施而被各当事国所采用。南海泰国湾地区共同开发案的制度设计,能够为南海主海在某个特定时间和空间节点实施共同开发提供法律框架范本。为此,本文选取“马来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越南”两个业已实施的共同开发案例,分析其管理机构与模式、合同制度、费用分摊与收益分享机制、管辖权及其冲突之解决、争端解决方式等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以期未雨绸缪,对我国未来在南海构建行之有效的共同开发机制提供智力支持。     

南海共同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本文试图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南海共同开发这一问题做出分析,分析政治解决模式的局限性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解决模式的优越性和良好前景。     

中国南海安全战略思维:内涵、演变与建构

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构建南海机制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南海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陷入了对南海权益的无休止争夺。有些国家不顾中国反对,大肆开发南海油气资源,抢占岛屿、岩礁,使南海处于多国占领、无序开发的状态,严重威胁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美国“重返亚太”以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循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构建南海机制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南海各方可以通过建立南海机制解决争端,避免南海问题国际化,实现对南海的共同开发。     

中国南海疆域研究的问题与前瞻

本文对中国南海疆域研究中的“9条断续线”法律地位问题、海洋法公约执行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并对有关“行为准则”、“共同开发”等问题作了论述。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在南海的适用

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是缓和争端方矛盾的最佳途径,它能给予各方充分的时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并能为海洋边界的最终划定奠定良好的基础。南海争端涉及六国七方,其划界争议的解决尤为复杂。近年来,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签订了一系列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但这些临时安排存在可操作性差、约束力弱、合作层次低等弊端。未来我国在与南海争端方签订海洋划界前临时安排时,应努力克服上述弊端,使其价值能真正凸现出来。     

南海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的政策调适

南海是世界能源开发与能源安全的焦点,其所蕴藏丰富的油气资源受到世界诸多国家持续关注。20世纪60年代南海海域石油储藏前景被揭示之后,南海周边声索国持续攫取南海油气资源,试图在南沙部分岛屿归属和南海海上划界问题未解决之前,造成油气开发的"既成事实"。域外第三方油气公司的纷纷介入使得南海油气争夺战日趋激烈。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问题上保持了克制,提出并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随着南海形势的变化,中国在南海油气开发方面的政策有必要予以调整,通过加大自主开发、有效制约第三方介入、全面统筹、科学规划等措施,扭转在南海油气开发中的被动局面,切实维护海洋权益。     

中日东海争议现状与共同开发前景

本文在分析东海争议现状和共同开发国际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了中日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前景.文章指出,在东海争议海域建立共同开发区,大致有四项备案:30度北区、东南区、钓北区和"中间线"两侧区.其中,把钓北区确定为争议海域,然后建立共同开发区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而"中间线"两侧区是最不可行的办法.中日关系最近一年多来的良好变化趋势对东海争议海域共同开发起着积极推动作用,但由于它在本质上属于临时性让渡部分主权和海域管辖权的安排,因此对两国而言都是非常敏感的问题,这一进程中涉及的复杂法律手续和程序问题也预示着道路的漫长和艰难.文章主张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解决东海问题上,"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     

论东北亚区域制度化合作的外部干预与内部制约

区域制度化合作的程度反映区域一体化的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各国经济、社会、政治诸多层面的合作状况和合作远景。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为区域性制度化合作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国际组织和制度、跨国公司等一些新兴行为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些行为体对于区域制度化合作发挥了先行的效用。同时,东北亚区域制度化合作存在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干预,区域制度化合作本身制度遵守与网络形成等方面的障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将为这一地区制度化合作前景提供契机。     

菲律宾南海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对菲律宾南海政策经历了从“中立不介入”到“介入但不陷入”的转变.在“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菲美关系的加强影响了菲律宾亲美政治势力对南海问题的判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菲律宾南海政策的激进化.美南海政策对菲律宾的误导和菲律宾自身对形势的误判使菲南海政策已走上错误的轨道,菲律宾国内政治等因素限制了菲南海政策的回调.     

南海地缘政治特征及中国南海地缘战略

本文结合当前南海形势和中国国情,对南海地缘政治特点、南海地缘战略价值和我国南海地缘战略等方面作分析研究。     

南海局势与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

今年以来,南海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菲律宾国会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马来西亚前总理巴达维登上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光星仔礁宣示主权等。这些情况的出现与海洋法的新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如何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就成了捍卫领土主权、维护合法海洋权益的关键。     

南海“安全共同体”构建的理论探讨

南海地区国家如何在主权纠纷未获解决的情况下开展区域安全治理及实现南海和平、稳定,这至今仍是一个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南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安全治理理念、制度安排及其实践效果与地区国家实现南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愿景之间还有不少落差。归根结底,这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互信不足、缺失有关。南海区域安全治理的核心内容应聚焦于中国、东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互信关系的建立,而致力于缓解与消除地区行为体"恐惧"心理与建立身份、角色认同的"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有可能为实现南海安全塑造一条理想的路径。南海"安全共同体"在理论上虽与"安全共同体"相通,但它不强调一个集体身份的建立,而寻求在地区现有安全态势基础上致力于中国、东盟与美国等主要行为体之间信任关系与身份、角色认同的确立。惟此,南海地区建立"安全共同体"的标志———"和平变革可靠性预期"的条件才有可能得以成熟。     

南海地区安全：打击海盗与反恐合作

南海地区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国际航道之一，其安全正面临着海盗与恐怖分子的威胁。随着国际海事局有关海盗定义的修订，要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仅依靠南海周边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因此，海峡沿岸国要求海峡使用国共同分摊维护安全的经费负担，并提供有关培训、设备和信息情报等援助。这种情况说明，维护南海地区安全必须由南海周边国家及南海航道使用国共同合作，只有通过密切的国际合作，才能有效地打击海盗与恐怖主义活动，真正地维护南海地区的安全。     

南中国海争端中的印度

南中国海本是中国的领土,但由于其重要的经济及战略价值,使其成为一些国家觊觎并纷纷插手的对象。近年来,印度积极介入南中国海事务,与东盟、美、日在该地区的政治、军事往来密切,这无疑增加了南中国海争端问题的复杂性,对我国恢复南中国海主权带来新的困难和更大的压力。     

试析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南海争端涉及多个国家。作为最大域外因素的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和介入日益突出,“9．11”事件后,美国主要通过加强军事存在、与南海周边国家进行能源合作、加强与东盟合作三个渠道介入南海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南海政策仍以主动、扩张、威慑为主,其牵制中国崛起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同时,美国参与和建构新的南海多边安全机制构想已日趋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