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监督机制中人大监督的现状及对策

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人大在行政监督方面最高权威监督主体的地位。然而在实践中,人大在对政府权力 监督方面却存在着"弱监"问题,因此,应从监督意识和权威、监督体制、法律和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及监督方式和手段等 方面入手,不断强化人大监督政府的职能。     

行政三分的演变逻辑、研究进展和解构模式研究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运行机制的新思路，这为今后中国政治和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同时也指明了方向。目前学术界对行政三分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非常凌乱，并且存在很大不足。针对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缺陷，参考以英国为主的西方国家设置执行局的具体做法，借鉴国内以深圳为代表的曾经尝试“行政三分”的一系列地方政府的可操作性措施，根据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文章创造性地构建出可以在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变通运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运行模型，希望对政府和学术界有所启迪。     

大部制改革的一个新范例：杭州市综合考评体制的“大监督”模式研究

在中国实行大部制改革不应该是简单的职能和机构的重组与合并，其核心在于处理决策、执行与监督权的关系，这层关系的处理必然涉及到执政党、人大与政府等主体的关系。西方的大部制改革无法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完整的经验，必须立足中国本土的资源来探讨中国式大部制改革的方案。杭州市综合考评体制整合执政党、政府和人大等机关进行多层面的综合考评经验为大部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大监督”模式。这一范例为推进在更高层面“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但其本身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谈人大对人民法院的监督

一 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了人大监督的 性质。人大监督是在本行政区域内代表 国家和人民行使的最高形式的监督,它 是以人民作后盾,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 的国家权力监督。人大的监督包括工作 监督和法律监督。从监督体系来看,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居于最高层次。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国家权力的监督, 其效力具有强制性。这是国家意志的体 现。它行使撤销权、否决权和罢免权都具 有强制性,任何国家机关都必须无条件 服从和执行。     

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省级人大预算监督权悬空的政治逻辑

审核政府预算是现代议会的核心权力,然而,中国省级人大作为监督政府“钱袋子”的核心政治机构,其功能尚未得以充分发挥,法律赋予人大的预算监督权存在突出的虚置现象.深入研究省级政府运行过程可以发现,包括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空泛化在内的很多政治现象都和“行政主导下的简约治理”这一政府管理模式密切相关.当前,应针对存在问题,从扩大公民参与;提升人大预算监督能力;修订公共预算的法律框架等三个层面入手,落实省级人大的预算监督权.     

基层政府实施行政问责制存在问题及完善路径

实施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权力监督,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基层政府实施较晚,存在诸如主体缺失、权责不清、措施不规范、轻无为问责、监督不力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升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划清基层政府各部门权责界限,完善问责措施和政府绩效评估,还要在基层公务员的道德建设上下功夫。     

唐代三省制与深圳“行政三分”制比较研究

＂行政三分＂思想源于唐代三省制,本文首先对唐代三省制的内涵、组织架构、运转体制及其优缺点予以梳理,然后对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试点情况、推行思路及其面临的困境予以阐述,进而对唐代三省制与深圳＂行政三分＂制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以及唐代三省制对深圳＂行政三分＂制等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为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制度反腐的九大举措

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是健全反腐倡廉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突出制度反腐，并提出了制度反腐的九大举措。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科学反腐的第一个新举措，就是提出“落实党风廒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责任追究制度”，简称“两责任”。所谓党委负主体责任，是指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其他成员要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廒政建设负起主要领导责任，切实做到“一岗双责”。所谓纪委负监督责任，是指纪委除了要协助党委抓党风庶政建设之外，还要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更好地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     

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作用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乡镇行政区域内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中组成人员最多、最了解并最能反映民意的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是乡镇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组织形式，是党和国家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主渠道之一。它在乡镇国家政权机关中地位最高，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做好新时期的乡镇人大工作，充分发挥乡镇人大的职能作用，对于更好地坚持和完善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深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强化纪委监督权的必然性及路径探析

纪委监督权包含检查权、受理权、初核权、立案权、调查权、审查权、处理权和处分权。强化纪委监督权，是推动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创新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更好发挥党内监督专门机关作用的必然要求。强化纪委监督权，应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强化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强化派驻纪检组对驻在部门的监督，强化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     

对制约我国行政监督效能因素的探讨——兼谈改革路径的设计

导致我国行政监督不力的原因很多，从外部监督主体看，存在人大、纪委、司法机关、社会力量等独立性不足，权威性不够或力量弱小等原因；从内部监督主体看，监察机关和上级机关或者独立性不足，或者没有监督动力。所以，如何能在当前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提升监督主体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就是我们提升行政监督效能的改革思路。同时，对政府的监督必须有强大的外部监督存在，其内部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行政监督的改革有赖外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论政府管理中的社会力学平衡原理

尝试应用社会力学平衡原理来认识政府的角色和功能,认为政府是社会的核心动力机制,应当力求在社会结构静力学均衡与社会冲突的动力学均势之间的良性互动,将社会中所蕴含的破坏性压力转换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动力.社会力学结构的均衡与政府内部权力结构与职能配置的均衡是表里互动的关系,前者归根结底有赖于后者,其中尤其是领导、决策、执行与监督等四项行政职能之间的均衡配置,以及行政手段、民事手段与社会手段的优化组合.     

论“人大”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的作用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形成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人大"作为国家和地方权力机关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每个方面都不可或缺。"党委领导"需要通过"人大"实现,"政府负责"需要"人大"落实和监督,"社会协同"需要"人大"提供法治保障,"人大"是"公众参与"的重要形式与渠道。总之,"人大"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法治基础和制度支撑作用,是社会管理的中枢。     

论我国行政体制创新的政治生态及其优化——“仇和式行政改革”困境的一种解读

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其优良的政治生态,即先进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完善的政治制度生态。要优化行政改革的政治生态,就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先进的政治文明;二是合理地配置国家权力,处理好党、人大、司法机关和政府的相互关系;三是形成行政体制改革与其政治生态的良性互动。     

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与强化人大职能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统一。理论上,人大居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架构的核心地位,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大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职能的发挥受到制约。因此,强化人大的实际职能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达到此目的的最重要措施是：解决和处理好党委与人大之间的关系．加强人大常委会的建设和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     

以机制调整促进体制完善:基于地方预算权力结构的视角

预算权力结构是影响人大监督政府"钱袋子"是否有效、有为和有位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各地方人大积极探索,形成了以人大提前介入为基本导向的预算编制监督,以预算草案初步审查为主要抓手的预算审查监督,以规范预算调整为主要内容的预算执行监督和以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向人大常委会报告为关键环节的决算监督。人大监督预算不是为监督而监督,其角色定位是寓支持于监督。在取得上述实际进展的同时,地方人大的探索也在完善和塑造着预算权力结构,主要体现为:党委领导下的预算监督机制不断完善,人大与财政、审计等政府部门的联动形式逐渐健全,人大监督与社会监督的配合越来越密切。提升地方人大预算监督能力的基本思路是,利用已有的制度空间进行创新,把程序做实、用一个个具体行动和微观运行机制调整推动预算权力结构逐步调整。     

行政权力异化的制度成因及治理路径

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支配社会资源流向的特质,若不对其严加约束,可能违背行政管理的目标,导致行政权力异化,对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等会造成极大危害。我国行政权力异化的制度成因主要是:相关法律制度缺失;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虚化;政府角色定位不清晰,过度介入市场。有效治理行政权力异化,必须从根本上健全各种制度设计,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强化行政权力异化的体制制约,构筑起预防权力异化的体制屏障;强化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制制约,做到依法强化监督、细化监督,增强监督的可操作性;加强引导和监管,推进网络反腐。     

“人大监督”归位的渐进思路——监督法的制定出台，在人大的制度创新和权力细化、规范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

国家行政学院邓名奋撰文，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四项基本权力：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汉和任免权，这四项权力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议决权和监督权两大权力，因此监督权在人大权力结构中处于基础性的地位。特别是考虑到目前人大议决权的行使由于种种原因还不能完全到位，监督权的加强就可以起到充分行使人大权力、展现人大意志的现实作用。因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监督法。通过加强人大监督权力和监督职能进而提升人大的现实地位和作用就极具标本意义，它体现了我国人大制度改革完善以及民主政治发展的某种路径选择思路。     

公共权力运行法治化的途径

本文紧紧围绕对公共权力制约这一主题,论述了在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法治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行政治体制出发,通过理顺执政党的领导权与人大的立法权、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审判机关的司法权的界限,以及突出宪法的崇高地位,强化人大职能,完善司法体制的方式,从公共权力内部之间的监督制约公共权力:同时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培育市民社会,加强大众传媒的舆论监督的方式,从外部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防止其滥用,从而实现法治社会的途径。     

对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的思考

在现代社会 ,任何国家要对日趋复杂的社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 ,都必须实行强有力的监督。本文通过分析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的必要性和目前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入手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权力监督体制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