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发现：贯彻法治思维的首要方法

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前奏，法律发现能贯彻形式法治观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并阻止实质法治观对形式法治观的颠覆，因而成为法官坚守法治思维的第一步。根据法治思维的要求，法官在运用法律发现方法时，应当把非正式法源纳入正式法源中，把法源纳入整个法律体系中。运用法治思维协调法律发现和其他法律方法之间的关系，防止法官的任性和法律方法的滥用，一方面要用法律发现的结果限定其他法律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要重点加强对法官运用能动型法律方法的限制。     

论法律至上原则的构成要件

法律至上原则不仅是西方现代法治国家，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法律至上原则应准确全面地理解。法律至上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原则是法治时代的产物。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至上原则应有两层基本要义：第一，法律至上首先是法律所代表的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意志至上，换言之，人民权利至上，作为个体的公民神圣，是法律至上原则的内在品质要件；第二，至上其次是具象的法律规则至上，换言之，规则至上或说严格规则主义是法律至上的外在形式要件。     

法治社会中法律逻辑的哲学思考

法律逻辑是法治社会中法律评价的逻辑起点。哲学从法律逻辑的制度、社会和精神三重空间载体及其功能和可转换性来理解法律,与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内在契合。从哲学角度对法律进行反思,尤其对法律逻辑体现了人的"有意义"生活逻辑,法律逻辑体现了法治社会的应然性逻辑和法律逻辑的本质是法治社会的法治逻辑进行思考,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法律逻辑要回归到"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中建设法治国家。     

论我国“人本”法律观的更新与重构——比较法的角度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法律观体现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文章通过对中西方"以人为本"法律观的思想渊源、发展历程及其法律建构过程等异同点的比较,试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西方法治观念对中国法律观及法治的影响,并以此探求中国法治的重构之路.     

理性守法初探

守法问题既是法治理论的组成部分,又是法治实现的基本途径。“法律效力”、“法律功能”、“法律制裁”与守法具有内在关联性,应当树立以主体对法律效力的内心认同为逻辑前提,以主体对法律功能的现实需要为现实动力,以法律制裁的辅助运用为必要保障的“理性守法观”。     

法源话语及对法治的意义

实现法治不仅需要法律，还需要法源话语支持法治思维。对法源话语的概括可从法学、法律和法治三个维度进行。从我国现有的法源语用观察，法学角度的法源基本是从司法角度界定法律，目的是在结合论中嵌入逻辑因素，进而较为准确地描述法律实施。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是从立法角度统一法律形式，旨在将其他社会规范及价值等，以认可的方式推定为法。统一法源虽能保障法之权威，但注定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在辩思盛行的中国，需要把法源纳入法治话语系统，进而运用法源思维及法律方法塑造法治之法。作为法学话语的法律渊源，为法治思维的塑造提供了思路；作为法律话语的法源，为法治确定了法的范围；作为法治话语的法源，为重塑法治之法提供了思维及方法。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浅析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法律认知的敏锐性和法律情感的两极性、法律行为的冲动性与法律意志的薄弱性、法治观念的开放性、法律信仰与法律实践的矛盾性。影响当代大学生法治现形成的因素多种多样,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法治观教育的内容和途径也应丰富多彩。     

法律方法的技术意义和规范意义

法学作为科学,是因为法律方法不仅应当,而且事实上能够实现法律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安定性。从科学性的角度看,法律方法具有技术意义,并表现在三个方面:实用价值、效率价值和规范价值。法律方法不是一般的技术,而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技术。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与实现和维护法治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其对法治的功能表现为形式功能、自律功能和批判功能。强调法律方法的规范意义是伸张法治和法律客观性的需要。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善治

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模式，善治可以分为法治型善治与效能型善治两种类型。效能型善治所针对的治理之困正是法律的局限性在治理领域的表现，效能型善治与回应型法具有内在契合性。中国的善治既要实现法治，又要防治过度法治、硬性法治，需以纠纷及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为动力、为保障。     

法律解释的现代性及其特征

从法治与法律解释的内在关联上讲,法律解释是一门追求现代性的学问,亦即一门以法治文明为归依,研究如何更好地进行规则治理的学问,一门法官等法律人根据法律进行理性思维的学问.与该现代性解释范式相适应的是一种体现合法性、明晰性、客观性、建设性特征的理性主义解释观.合法性要求法律解释者的解释不能脱离法律本身所带来的规范性；明晰性...     

论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文化根源

法律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法律文化又是影响社会变革的最顽固不化的障碍。而在当代中国,国家主义法律观、暴力主义法律观、工具主义法律观则作为传统观念和政府政策的产物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当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观念的阐述,探索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深层次文化背景,从而揭示中国法治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文化根源。     

超立法原理：对哈耶克法治理论的重构与反思

哈耶克的法治观是由自发秩序理论衍生而来的，法治原理的根基在于建立在无知论之上的自生秩序理论。由此法治之法才是真正的法律，即保障自由的法律。于是，没有法治也就没有真正的自由。哈耶克法治理论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它误解了法实证主义的社会命题与分离命题，对法实证主义的法治观进行了极端的解读；其次，他的法治三原则无法直面真实的法律实践，而且排除了权利，也无法有效实现控制权力之专断行使的目的。因此，这种古老而空泛的法治理论也许只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存在。     

警察权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辨正

警察权的形式概念重在对警察权外在法律特征的描述，警察权的实质概念则侧重拷问警察权的目的和价值，是对警察权内在的本质特征的描述。警察权的形式概念具有确定性特征，它解决了警察权形式合法性问题；警察权的实质概念具有不确定性特征，它主要回答警察权的实质合理性问题。     

当代中国法治整体意识论纲

只有把握法治的整体意识才能理解法治的真实意义，而哲学的法理学是把握法治整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法治整体意识的要点是：法律存在是最低限度的法治；法律约束具有普遍性；普遍的法律约束具有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法治的实质就是约束公共权力；倡导合道德性的良法统治；建设私法主治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维护个人的自由与尊严，保障个人的利益和幸福；区别人的道德世界和功利世界。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是法治整体意识的核心意义。     

马克思法律自由观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的启示

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人的自由,而其中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的主要手段,应该反映当代经济关系并以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动力,最终保障人类实现自由。这一观点对于我国在法治前提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对法律自由价值的阐释实际上与和谐价值是互相依存、内在统一的。在这两种价值统一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建立正确的法律观,认识到法律应具有追求自由的价值,应当符合客观规律并将法治的完善看作一个历史过程,最终通过实现个人的自由以达到整体和谐。     

论法治与人--关于法治的价值、实质及其精神的思考

法治即依法治国,法治要求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国家和社会生活运转的基本准则.本文试图从法治的价值、实质和精神方面加以分析,以求探讨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关于法治的基本目标、法治的内在要求、法治精神的内含等基本问题.     

治安调解诸概念评析

应该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内在一致性、与相关法律的一致性、与现代法治理念的一致性为视角正确理解治安调解的诸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治安调解的条件作适当调整。应该将故意伤害取代打架斗殴的表述,对可治安调解的违法行为种类及民间纠纷的含义作符合当代法治理念的理解,取消情节较轻作为治安调解的必要条件。     

法治时代司法的意义

司法与法治的内在关联 ,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 :法治为司法活动提供制度保障 ,司法则成为法治对抗强权、维持正义的常规形式 ;法治成为司法活动的价值归依 ,司法则将法治的精神送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拥有悠久的法治传统的同时 ,也往往拥有同样悠久的司法传统。第一 ,司法是法律实现的常规形式。司法作为法的实现的一种权威途径 ,能够以法定程序 ,将法律正义从制度规范形态转化为社会生活事实。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 :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法之不行与无法同”,司法在一般意义上的重要性早已为中外的古人们所强调…     

富勒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富勒是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良法观的基本内涵呈现出正义性、改良性和科学性三大特点。富勒提出的以法律内在道德为核心的良法观,在捍卫古代自然法观念的同时批判吸收了部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思想,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重新思考如何更好地建立一个道德、良善和正义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富勒的良法观出发,分析我国的法治建设,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研究之一：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合理性之探讨

我国刑法典对单位犯罪适用自首制度没有作出特别规定，导致实践中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基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而对同一案件作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判决，在对犯罪单位合法权益的保护上出现了差异。从刑法理论、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需要等方面进行考察，确立单位犯罪自首制度，既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和内在精神。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