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与歧异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达尔文进化论是马克思进行哲学创建的直接理论基础，但是，生物进化思想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其世界统一性原理和普遍联系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社会发展观方面确实起过巨大的影响。这使得人们往往认为，“达尔文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自然科学基础”，其实质，是想以达尔文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理论的科学性。但是，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一定非要自然科学来证明。更何况，达尔文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依然有待于验证。因而，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证明的希望，寄托在进化论之上的做法，是极其不可靠的。不仅如此，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二者在诸如人类的由来问题、生存竞争观、进化的方向性等基本理念上，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     

民主与民主的条件——论民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角色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批评者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与议题本身却在其中却被排除了，这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成了疑问。本文力图证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不在民主的政治行动本身，而是寻求这种民主得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它对这些条件的寻求乃是以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同时又把民主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力量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结果，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了公共领域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这一点体现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闻的一个根本区别。     

达尔文“利他主义难题”的消解及其对社会和谐的启示

自然选择学说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该学说强调生物个体间的生存竞争，但它在解释利他行为时遇到了困难。互惠利他理论运用博弈论分析了基于回报的利他行为在合作进化过程中的性质，指出个体的合作和利他行为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互惠利他理论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利他主义难题”并对实现社会的和谐有着重要的启示。     

审慎对待“治理”思潮——论“治理”思潮的模糊性与危险性

近年来,"治理"(Governance)思潮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成为非常流行的理论话语.本文首先梳理了该思潮的涵义、兴起背景、理论预设以及应用层次.进而结合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中"强而有效"的国家这一隐蔽主题的阐发, 特别是借用德国政治学者卡尔·施米特对现代自由主义弱化国家取向的批判.结合中国情境, 指明"治理"思潮的兴起与新自由主义存有密切关联.其作为一种理论,在内在逻辑上具有模糊性;而在实践中.则可能因其适用性问题而具备危险性.从而提请人们注意,对于"治理"思潮应给予审慎的对待.     

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

区域政府间合作治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了当今公共管理实践中最受瞩目的趋势。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就是合作治理，该理论的发展演变分为三个阶段，通过区域经济发展中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分析，为我国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和区域发展实践提供合理的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以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为例

公共危机是一种形式多样、危害巨大的突发性事件，而如何有效地对公共危机进行协同治理，则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议题。文中借助协同治理理论，对上海外滩踩踏事故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了梳理，并从危机意识、政府能力、构建协同治理网络和信息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建议，旨在对推进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有所裨益。     

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内涵、不足及路径选择

公共危机内容的复杂性和公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力所不及，新公共管理为公共危机治理带来效率的同时，也产生管理碎片化和不公平现象，治理理论倡导的多中心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而多元的治理中心并不会自发、有序的配置治理资源，甚至会造成治理超载或者混乱。协同治理通过构建主体形成系统、支持保障系统、评估与考核系统、再学习系统等措施，为多元化公共危机治理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与发展中国家的善治

新公共管理强调政治中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期国家的政府改革必须在实现公民自由和提高政府效能间达成平衡。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期国家政府改革的目标的某些冲突可通过自由主义“权宜之计”来缓解。     

《公共治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征稿函

<正>秉承“关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映公共治理学术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的办刊宗旨，《公共治理研究》拟于2022年下半年举办公共治理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论坛将评选会议优秀论文，并设公共治理研究工作坊，邀请知名学者与优秀论文作者对话。入选论坛的优秀论文如通过《公共治理研究》评审，可优先刊发于《公共治理研究》。(一)论坛议题1.数字时代的公共行政与政府治理互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将人类社会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数字时代。     

公共理性与合法性——评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与《正义论》相比,《政治自由主义》有两点不同:第一,《正义论》的主题是正义,《政治自由主义》的主题则是合法性;第二,《正义论》的证明诉诸原初状态和道德心理学,而《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明则诉诸公共理性。两点不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即罗尔斯都用公共理性来证明合法性。     

从汶川地震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

汶川地震虽然悲壮，但中国政府的快速有效处置标志着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制和机制逐步走向成熟。然而从理性角度看，它又集中暴露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公共危机管理学者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问与思考，为进一步推进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改革进程提供政策建议。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及其对公共治理的实践价值

基于对德国纳粹极权统治和"领袖原则"的反思,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独具内涵的概念。哈贝马斯力图将西方近代以来具有个人主体性的"市民社会"概念改造成具有公共性的"公共领域"概念,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凝聚为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舆论,以抵制国家权力和领袖权威对社会力量的排挤和公民权益的侵蚀。但这一理论努力却遭受来自社群主义者沃尔泽、新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多元主义者麦卡锡等思想家的理论质疑。尽管公共领域思想也存在理性共识达成和公共舆论去私人化的困难,但它决不是远离现实的"乌托邦"概念,"公共领域"内涵的一系列积极的观念(包括具有经济力量和理性能力的公众参与、基于公共舆论力量的公共批判、超越于私人利益博弈的公共性立场)为公共治理实践提供了推动力量和思路指向。     

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及其实践限度

目前"国家治理"话语热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治理观念的肯定和接纳,相反,它是应对公共治理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一种变通与改造。中国学术界在公共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与争议,一些学者以中国缺乏公共治理的条件、适应对象和一元化政治结构为由,否认公共治理的中国适用性;另一些学者则通过考察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具体社会问题而认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正是为公共治理提供了实践空间。否定公共治理中国适用性观念的几种论证存在着逻辑困境,但在承认公共治理具有中国适应性的同时,也需要评估公共治理的有效实践范围和适用限度,公共治理因无法避免治理失败风险,也无法解决政治结构和政治体制的基础性问题而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提升突发公共危机中公共传播体系的治理能力——以“共识”形成机制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危机预警、化解、修复的过程中贯穿着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在公共治理视域下，不同参与者之间信息整合带来的“共识”程度越高，就越有益于突发公共危机的应对。危机治理的不同主体倾向不同的传播媒体，构成“公共传播体系”,在运行中发挥着“知识”“观点”和“诉求”的治理功能，影响着治理“共识”的最终形成。从我国既往的应急管理实践来看，公共传播体系尚存在诸多矛盾冲突，在不同阶段和层次上影响到“共识”的形成，也影响到突发公共危机应对的全过程。因此，以治理逻辑和传播逻辑耦合为起点，构筑“互补和互动”的机制，优化“知识”“观点”和“诉求”信息系统之间的兼容功能，即优化“共识”的形成机制，是推动我国应急管理建设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向度。     

合作生产理论与公共服务治理的思维转换

公共服务治理的传统模式认为政府等公共部门负责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而市民是消极等待的消费者。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掌舵而不划桨”，重组了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安排，但仍没有改变公共部门与市民间的关系。而合作生产理念将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过程看作是公共部门等供给单位与市民合作互动的过程，双方之间是合作互赖的关系。这一理念突破了公共服务治理的传统模式，对于改善公共服务治理绩效具有重大意义。     

区域多中心协同治理中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构建

在公共治理领域，政府长期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实践证明，政府也存在失灵的现象，靠政府单中心治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公共管理领域中公众的需求。公共事务的治理将更多依赖于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政府组织将在公共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区域公共管理中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的合作伙伴关系已成为普遍的共识。在协同治理时，主体间如何互动，才能完成协作目标？那么互动机制的构建是十分必要。     

后公共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趋向的整体性治理

整体性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和批判基础上提出来的后公共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强调预防导向，公民需求导向和结果导向，强调整体性整合，强调整合信息技术、简化网络、提供一站式服务，注重内调目标和手段的关系，注重信约、责任感和制度化。整体性治理顺应的是新公共管理的逻辑，正在西方政府改革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有望成为21世纪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论（Grand Theory），是未来政府治理的新趋向。对我国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亦具重要借鉴意义。     

全球治理的核心--公共精神的构建

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给社会带来了巨大震动。全球治理的核心应该是公共精神,其内涵是“公共意识、公共关怀和公共参与”。鉴于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缺失公共精神的现状,我们应积极构建公共精神,即通过教育培养公共精神,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间的互利合作,进而推动全球治理的长足发展。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日本治理公共危机的体制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对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日本作为现代型的发达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治理体制,积累了许多危机治理经验。有效分析和总结日本治理公共危机的体制经验。对于提高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财产和生命损失,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