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和福利激励：乡村治理积分制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和平村的个案调查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和平村作为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试点村庄,在运用积分制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围绕积分设置、积分评比、结果运用、推动村民自治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将积分制日常管理与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等村庄公共事务相结合,激发了目标对象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但积分制也存在指标设计较为狭窄、惩罚幅度和边界不清、福利激励受益群体趋向固化等缺陷。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方式,积分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农村党政班子、组织结构、村庄群众基础、公共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应加强对积分管理的正确引导,构建符合村情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行包容性的福利激励政策,强化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我国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困境及其破解——基于“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大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基层和农村。从集中管理到多元共治构成我国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变轨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格局的博弈主体。随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乡村社会出现了新的治理危机:乡镇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选择"策略主义"的逻辑;乡村自治组织存在"权力上移、事务下移"的行政化倾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治理的趋利性导向;乡村治理资源分配秩序的错位等。突破这些困境的思路在于系统整合现有乡村资源,坚持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将自治法治德治紧密相结合,构建乡村"三治合一"的新型治理格局。     

多元共治下乡村平安建设的路径与启示——以H市Z区YS镇治理实践观察为视角

乡村平安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平安乡村治理应在治理动因、治理主体、治理模式和治理成效四个方面进行探索。选取H市Z区YS镇作为观察对象发现,其多元共治视域下乡村平安建设选择了“五治融合”的路径,作为个案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乡村平安建设应关注乡村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深度关联和多元共治主体的互动实践,重视情感治理的作用发挥。     

乡村治理主体的利益冲突与规制

乡镇政府、乡村精英、村民个体的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已成为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的事实模式,在肯定三者利益一致性的同时,更应看到它们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以及由此所带来的问题,现行乡村利益冲突解决机制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无法从根本上化解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应当建构一种新的利益协调机制以化解多元村治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协同治理视域下新时代网络统战工作研究

网络统战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协同治理与网络统战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协同治理强调的多元共治理念、包容有序参与原则、协商达成共识目标,分别与网络统战工作主体和对象的多元化、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流动性、网络统战工作一致性和多样性相契合。近年来,广西聚焦创新工作机制、创建线上平台和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来开展网络统战工作,成效明显。新时代应从目标协同、主体协同、制度协同、技术协同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网络统战工作协同治理路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国家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如何厘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成为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逻辑起点于西方的"协同学"和"治理理论",提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必然是为了回应传统公共管理范式与时代的不适、促使国家职能回归的必然要求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要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重构政府、社会、公民的关系。     

社会治安治理建设路径研究

善治理论与实践是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的,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通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我国的社会治安治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追求一种社会治安的善治.因此,应从善治理论出发,以善治理论的基本要素为立足点,探讨社会治安治理的法治化治理、参与性治理和有效性治理,深入分析善治理论下进行社会治安治理的困境,为社会治安治理提供一种新的建设路径,使其最终走向善治.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相关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社会阶层分化、治理主体缺位、党组织建设不完善等困境,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迫在眉睫。理论分析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发现: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坚强堡垒、创新基层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客观要求。新时代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农村社区化建设研究述评

随着全国实验县(市、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新型农村社区化建设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课题,文章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呈现出农村社区化研究的现状,并通过对理论研究成果与实践的比较,为今后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使广大学者的研究更好地指导农村社区建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治理运行逻辑

本文从我国政府层级中的压力型体制出发,通过对乡村治理演进阶段的分析找出乡村治理的时代特点,进而探究当前乡镇主体和乡村主体是如何应对压力型体制并开展乡村治理活动的。因此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定位,完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整合村两委思想,培育村民自治文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新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体系视域下法治建设路径探析

乡村法治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巩固党的领导、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和公共性的流变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乡村建设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和环境,乡村自治、乡村德治应对这些新问题、新局面显示出本身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通过政治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三方面强化乡村法治建设,更好地实现"三治"融合,才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绑架现场人质安全均衡契约论

绑架现场均衡构成要件:绑架者、解救者、人质三方须同时参与;三方都有人质安全的故意;三方在客观上均为维持对峙现状的消极不作为。均衡契约有三个特点:内容是人质安全、维持现状;形式主要为自然形成的默契;期限不特定。均衡契约具备现场控制、提供谈判空间、人质安全以及社会教育功能等既定效果。寻机击毙绑架者,耐心不足,缺乏同情心,均是错误和非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