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表述对象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不实信息和网络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情况,课题组通过抽取近千位不同年龄段民众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上调查问卷、文献调查、采访笔录、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新冠疫情为表述对象,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殊危害及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明显拓宽,谣言对社会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危害,对公众的精神健康、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稳定等各层面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谣言甚至妨害了防疫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网络平台缺乏对谣言的鉴别、追踪、辟谣机制,网民缺乏自觉的法律、理性意识,治理谣言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职责与使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之公安作为——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为例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的特点。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公安机关在应对中存在各类对象查找难、全民约束管控难、违法犯罪查处难、源头治理适法难、疫后纠纷调处难、服务群众优质难、负面舆情应对难等问题,主要原因为程序化应对机制较弱、专业化处置能力不足、法治化社会治理滞后、温情化工作方法不佳。必须进一步厘清职责任务,牢记使命担当,在预、早、情、法上积极作为,真正做到前瞻敢担当、抢早保生命、温情树警风、严法扬警威,切实提升公安机关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志愿服务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能力提升探析 ——以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实践显示,志愿服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有效人力供给渠道、高效服务供给渠道和应急物资筹集渠道,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参与力量。但志愿服务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和激励保障机制不完善。必须通过完善志愿服务的法律保障机制、招募培训机制、协调联动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等措施,不断提高志愿服务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能力。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化治理

2020年初新冠病毒肺炎暴发,此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在系统分析我国传统公共卫生危机治理模式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过程四个方面构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化治理体系,并进一步分析公共卫生网络化治理体系的治理优势和现阶段面临的挑战。基于此,提出了构建生态环境和支撑体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主体优势和建立常态化治理监督和问责机制等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化治理的政策建议。     

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价值研究

信息时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革命性变化以及公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突发公共事件在意识觉知层面呈频发态势,渐成民生问题焦点,其引发的舆论监控和舆情治理问题也越发严峻起来。基于对突发公共事件与社会意识之间的本质关系剖析,在此问题上的认知心理定式与应对范式中尚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舆情实行性质鉴别与价值管理,并运用结果导向和代入式新思维,可以给突发公共事件的有效治理提供新助力,并对减轻治理者的应激性焦虑及主观操作失误大有裨益。舆情资源化可促进对一切舆论价值的深度挖掘和直接、间接利用,在目标战略定细节策略的理念下,对事物矛盾及问题树立主动应对与积极疏导的机遇意识和良性心态,使群众利益、集体利益尽可能地高度一致化,从而实现国家利益和价值创造的最大化。     

刍议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以黄浦江死猪抛弃事件为例

发生在上海黄浦江的死猪抛弃事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逐步升级,从这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通过对黄浦江死猪抛弃事件处理的过程及其反映的问题可知,唯有通过理念建立、制度完善等途径进行改革,才能促进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机制的完善。     

“大数据+网格化”模式中的公共数据治理问题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实践中,大数据+网格化模式得到了广泛应用,该模式涉及公共数据采集、共享、公开的全过程,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该模式应用中各方权责尚未完全理顺,实践中也发生了基础数据与防控需求不匹配、政府数据共享不畅、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等突出问题。对此,应从公共数据治理出发,区分数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加以解决。在数据采集阶段,应明确基础数据采集、汇总的权限,优化数据报送流程;在数据共享阶段,应以法律制度建设和契约方式相配合,促进政府数据共享的有效实现;在数据公开阶段,应主要以法律手段明确个人信息披露的主体、范围和标准,解决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由此,将保障大数据+网格化模式应用的全面优化。     

新媒体视野下校园网络舆情问题破解及引导

高校校园网络舆情已成为影响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它在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与冲击。针对校园网络舆情具有的隐匿性与张扬性、集聚性与即时性、丰富性与多元性特点,研究从观念认识和手段方式两方面对新媒体视野下校园网络舆情问题的破解提出了管理对策,对有效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校网络舆情的监督和引导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公共冲突的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

合作治理是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方向.新时代背景下,合作治理呈现出新的特征,政治场域和社会场域基于特定公共事务而进行的专业性合作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基层治理、化解公共冲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模式被称之为专业化治理.以上海市H法律服务调解中心为例,对专业化治理的生成背景、运行机理和实践效应进行明晰.在此基础...     

试论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及其替代模式

文章从实践和理论出发 ,在归纳新公共管理主要内容的基础上 ,总结对新公共管理在理论基础、价值追求、公私差异、具体政策等方面的批评。而“治理”和“善治”理论 ,在学科基础、价值选择、公私部门关系、运行机制等方面能够纠正新公共管理的偏颇 ,补充其不足 ,可以成为新公共管理的替代模式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学者对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理论研究涉及公共治理的研究背景、概念界定、核心理论、研究困境以及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比较分析。国家空洞化的现实背景成为公共治理的研究起点,公共治理的内涵界定并不明晰,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概念,网络管理理论则成为公共治理的核心观点。公共治理同时面临治理失效、民主责任的研究困境,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有着明显的区分,公共价值管理也成为公共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我国各级政府有效掌控网络舆情及妥处机制研究

在以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影响日益扩展的态势下,如何有效应对网络舆情则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在当下,我国各级政府在掌控和处置网络舆情实践中凸显的理念、行动、组织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必须从信息汇集机制、研判机制、报送机制、反馈机制、危机处理机制以及网络舆情工作保障机制等方面来构建网络舆情掌控及妥处机制。     

“网络舆论审判”中的符号暴力及其风险治理北大核心SSCI

“网络舆论审判”作为国家机器缺场下的网络互动行为,在法理、司法程序、舆论传播等研究方向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该现象身后潜藏的社会性生产机制尚待进一步探究。符号暴力的“动力/工具机制”用来剖析“网络舆论审判”体现了很好的恰适性: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维序社会结构稳定、编织社会成员行动逻辑的同时,同样可能在网络议题中以符号暴力的形式,指导民众在自我规训下投入“网络舆论审判”的建构与再生产;另一方面,凭托于网络社会之扁平化、脱域性等空间特性,“网络舆论审判”可能在信息技术的符号化实践中流变为僭越法理、消解权威的失范行为展演。针对“网络舆论审判”于政治制度、空间秩序以及社会心态等领域所展现的风险特征,亟须将其纳入国家社会治理体系进行多维度的制度规范引导与文化矫正干预。     

新时代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论析

与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等监督形式相比,舆论监督具有反映迅速、影响广泛等特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舆论监督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尽管如此,舆论监督难的问题,仍然在一些地方广泛存在。这其中既有思想认识上对舆论监督存在的偏差,有媒体自身的问题,也有舆论监督环境不佳的问题。新时代加强和完善舆论监督,应进一步优化舆论监督环境,加强对舆论监督的支持与配合,倡导对舆论监督的宽容和保护。     

论行政诚信对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的影响

行政诚信与城市基层政府应急管理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行政诚信彰显责任、孕育效能和凝聚力量的效用,有利于城市基层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人本取向,有利于城市基层政府应急执行力的提升,有利于城市基层政府对社会资源的调度整合。而行政系统内外诚信缺失则影响城市基层政府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影响城市基层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力度,从而制约城市基层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效能。     

信息构建与公安信息管理

信息构建有利于更好地规范公安信息管理,把复杂的信息变得明晰,帮助公安民警有效地实现其信息需求。运用信息构建思想,可从信息资源框架、信息技术框架和业务流程框架三个方面构建公安信息框架。     

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构建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未规定治安处罚的证明标准,加之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标准也不明确,致使公安机关在治安执法中难以正确收集证据对违法事实做出认定,乃至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本文认为,我国的治安处罚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分层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