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的刑事管辖障碍与改进建议

联合国维和人员性犯罪问题严重侵犯东道国受害者的人权并使联合国声誉受到重创。各管辖主体在对犯罪嫌疑人实际行使刑事管辖权时,存在诸多障碍:维和人员在东道国享有豁免;各国刑法在域外适用上的规定不同和派遣国主观上不愿对本国维和人员性犯罪行使管辖权;维和人员性犯罪难以被认定构成国际罪行;混合法庭须经东道国同意才能成立;维和人员性犯罪是否构成《罗马规约》中规定的国际罪行和受《罗马规约》约束的国家有限。改进建议包括:多方管辖权相互补充;成立对性剥削和性虐待作出快速反应的小组;起草《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公约草案》;联合国在东道国设立混合法庭;派遣国在东道国进行实地军事审判等。     

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对妇女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自1995年北京世妇会以来,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在联合国所有的工作议程中一直是个热点话题。文章通过介绍妇女在当代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军事、警察以及文职部门的参与情况来分析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对妇女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今后在维和行动中进一步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的对策:加大对女性军警比例较高的派遣国家的派遣力度;开发针对各派遣国维和人员的特色性别培训课程;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规划和预算中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性别因素的考虑;制定相关便利政策鼓励妇女参与维和行动。     

我军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初探

派遣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是一项重大的军事外交行动，它不仅是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且是展示我国大国形象和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形象的窗口，也是和平时期提高部队作战和保障能力，摔打锻炼部队的绝好机会。如何做好我军维和行动部队执行任务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新的课题，笔者就此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8000人待命部队的解读

<正>组建一支常备的、专业的维和部队,不仅是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也是现实的军事需要。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向世界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特命机制,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中国自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后,外派部队主要以维和警察、工兵和医疗分队为主,这次大规模组建常备维和部队、参与新维和待命机制是一个相当不寻常的信号。相比于中国以往的维和部队,常备维和部队究竟有哪些不同?常备维和的编制、装备和人员训练,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及各方回应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简称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的旗舰行动。2011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40周年的特殊年份,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常任理事国。进入新世纪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应在这一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不仅要拥有话语权,而且要积极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方向符合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     

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以康克由案为视角

刑事损害赔偿权是被害人权利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联合国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具有独特性与创造性:赔偿资格认定标准具有柬埔寨独特的社会家庭特色,赋予了被害人完整的参与诉讼权,创设了非侵权的第三方赔偿主体,赔偿方式仅限于精神性赔偿与集体性赔偿。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刑事损害赔偿规则在国际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意义。     

域外刑事管辖权的原则与实现

域外刑事管辖权是域外管辖权的一种,是指一国超越其领域范围的刑事司法权利,也就是一国的刑事司法管辖权及于一国领域之外的人或行为,意味着一国刑事管辖权的域外扩张.关于各国域外管辖权的行使,国际法已经形成一系列原则.就我国而言,要实现域外刑事管辖权需做好两方面的国际合作:一是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二是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联合国维和行动及其发展趋向

联合国作为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重要责任的政府间组织,在其宪章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其活动的根本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联合国利用其和平形象和国际威望积极开展维和行动,感化冲突双方,推动地区形势不断向缓和的方向发展。但是,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适用登临权的国际犯罪行为法律问题分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的登临权是船旗国专属管辖权以及公海航行自由的例外,是一国军舰或军用飞机对在公海上实施了国际犯罪行为的外国船舶进行登临的权利。适用登临权的国际犯罪行为包括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贩毒、海盗等。国际社会不仅对其享有普遍管辖权,而且还通过大量的单边的或多边的努力来加强对其的控制。     

参与非洲维和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

中国的维和之路始于非洲。目前,中国成建制的维和部队主要集中在非洲,中国已成为非洲维和机制中的主体力量之一。积极参与非洲维和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冷战后美国维和行动政策的演变及未来走向

冷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战略、国内政治及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发展,美国的维和行动政策不断调整。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政策先后经历了积极主导、消极参与、有限参与等阶段,但在联合国框架外的维和行动则呈扩大趋势,并带有明显的强制性与干预性。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渐增强,预计美国将调整其单边式维和政策,更加借助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实施维和行动,并且维和行动的方式也将更加多样化。     

NEW DIMENSIONS

The active involvement of China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s earned it the status of global peace provider. Ever since China first deployed troops to the UN's blue helmets in 1990, when it sent five military observers to the Middle East, its commitment to serving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through UN peacekeeping remains a key initiative showcasing the country's soft power.     

存疑案件刑事赔偿归责原则

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价值上判断国家对刑事司法侵权造成损害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和标准,对于确定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及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赔偿,所确立的唯一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刑事立法初探——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

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判断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法益、其在法典中所处位置、入罪条件、犯罪性质、责任主体与主观方面的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的规定尽管在立法上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其相关的一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建构思考——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为视角

以境外腐败资产的追返机制的研究为视角,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严格实现"对物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的分离,将刑事缺席审判的范围严格限定为重大贪污腐败的贪官外逃的案件,同时将刑事缺席审判的功能不定位于解决定罪量刑,而仅仅是解决境外腐败资产的归属,即通过缺席判决来确认国家对被告人卷至境外的腐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从而便于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野下来顺利追回流失境外的国有资产.     

关于刑事被告人证明责任的探讨

在刑事诉讼中 ,刑事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关注的问题。由于刑事案件个体的特殊性 ,由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是必要的 ,也是合理可行的。     

True Multilateralism

正The worst pandemic in a century coupled with dras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poses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At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igh-level meeting on May 7, Chinese State Councilor and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reiterated the need to follow the basic norms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uilt around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 Charter.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及认定

近年来,我国有关人体器官买卖的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刑法》第234条把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作为刑事犯罪进行打击。文章通过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了本罪的构成,即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国家器官移植医疗管理秩序;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因此,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与它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非常必要。     

论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以土官的犯罪行为为起点;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刑法逐步越过土官及其刑事管辖权直接进入少数民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终极形态上与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云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实践形态,表现出一种二元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