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谣言的心理成因及治理路径

近年来,网络谣言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大公害。在某种意义上网络谣言是由多种不健康心理因素综合作用所致。健康的互联网世界需要一大批具有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意识的网民的参与。要有效地治理网络谣言,就要从促进广大网民的理性精神、道德自律意识的培育和提升来展开路径。     

网络谣言治理亟需“四位一体”新路径

当前,网络谣言严重损害网络空间的基本秩序,正在成为网络公害。治理网络谣言,要积极推进网络法治进程、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着重引导网络媒体尽责、注重培育公民自治精神等。遵循这些有效路径,治理网络谣言可取得显著成效。     

比较与借鉴: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探索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和稳定的国内环境.而网络谣言无疑是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动摇国家政权的重要诱因.只有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信息发布机制,及时公开真实信息;加强网络技术监管,提升监管的能力和水平;开展网络媒介素养教育,培养网民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意识,才能有效提升网络谣言治理的成效.     

德法并举治理网络谣言

网络的虚拟性、自由性,信息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使得网络谣言极易广泛散布,难以治理。当前,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民众思想日趋多样化,给网络谣言的治理增加了难度。以德法并举的理念与方式来治理网络谣言,能够最大限度规避单纯强调道德培育或法律手段存在的不足,有效净化网络风气、遏制谣言扩散,从而推动公民道德改良、法治意识普及以及文化污流荡涤的互融共进。     

国外如何治理网络谣言

近年来,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迅猛崛起,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放眼世界,网络谣言危害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网络谣言的传播,对国家社会安定以及公民切身利益都可能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各国政府正采取多种措施,想方设法制止网络谣言的传播。     

疫情期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与治理重点探究

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具有特殊性,围绕人、疫情以及人与疫情互动的关系,在社会公众与新闻报道的相互作用下,借由一定的热议话题表现出来,反映了疫情给社会运行带来的各方面影响。本文依据"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①统计了2020年1月22日至同年3月14日期间的网络谣言共500条,以下所称"网络谣言"皆基于此。"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由中央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主办,新华网承办,成员单位包括各地网络辟谣平台,合作单位有百度辟谣、今日头条、腾讯较真、新浪微博等,其信息数据具有权威性。     

以法治思维治理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作为虚假信息,对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带来极大危害。必须运用法治思维,构筑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网络谣言的管控力度,从根本上净化网络环境,保障个人、社会及国家的利益,提高网络管理水平。     

网络谣言及其治理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网络化程度的加深,利用网络传谣已开始成为各类不法分子据以制造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主要途径。本文在分析网络谣言之内涵、成因和传播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在网络公共领域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就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推进网络公共领域建构提出了两点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网络谣言信息治理研究综述

基于对当前中国网络谣言信息相关研究的文献调查,概述了网络谣言信息治理研究的发展状况,综述了相关研究在网络谣言的含义、类型、特点、成因、传播方式、危害、治理对策等方面的主要观点。分析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研究的时间较短,成果还不丰富;定性分析多,定量研究少;面上的研究较多,具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和个案分析较少;研究者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缺乏合作与协调。指出后续应该加强多学科合作,从理论技术、方法和应用等多个角度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并且注意一些空白点的发现与领域开拓。     

治理网络谣言,法律不能缺位

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是净化网络环境、保障网络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我国网络谣言的法律治理面临着法不责众错误思想盛行、言论自由思想、被误解和违法成本低的现实困境。治理网络谣言,应当树立网络谣言治理的法律思维,明确网络谣言与言论自由的关系,提高网络谣言领域违法行为的法律成本。     

网络政治谣言与大数据治理

互联网既给人们带来了各种便利,推动了以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为特征的经济文化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但也因此带来了相应的负面影响。从网络政治学的角度来说,互联网成了网络政治谣言的滋生地和传播平台。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和扩散不仅会改变民众的政治立场,还会造成社会动荡,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国家形象与社会公信力。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为网络谣言的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要从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和惩处机制、坚持信息的透明化、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网络建设、加强公民的媒介素养和政治素养、加强自媒体行业的自律等五个方面来治理网络政治谣言。     

网络谣言的传播机理与治理创新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实现了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裂变式传播,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随着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格局的不断变化,谣言的治理呈现出不断翻新、不断复杂化的趋势。互联网时代的谣言治理,要在尊重互联网信息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谣言治理的理念思路、体制机制。     

网络谣言的特征、成因与治理

阐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并从谣言和网络两个方面描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特征;分析了产生网络谣言的多种因素——事件自身因素、传播载体因素、传播主体因素、网络"粉丝"文化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提出了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的若干建议,即应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建立网络谣言预警机制等方面综合处置。     

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需要我们站在理论建构的高度,积极吸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析,社会资本理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是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匮乏是网络谣言肆虐的重要根源。重塑政府公信力、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和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治理网络谣言的必然选择。     

网络谣言治理,宜疏不宜堵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谣言的定性大都较为“妖魔化”,但涉及公共政策的谣言一定程度反映着民意。对公共政策类谣言的合理规制,将有助于谣言的治理及公共政策的出台。治理公共政策类谣言,可以从前期谣言源头、中期传播过程以及后期危害应对三方面来破解。     

我国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网络谣言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产生了很大危害,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治理,但效果依然不够明显,因可能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甚至还有质疑的声音。其实网络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采取成熟完善的措施。本文从法律完善、信息公开、政府责任、技术治理和强调媒介道德和理性公民教育等展开论述,为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提供多管齐下的方案。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网络谣言的生成机理探究

在我国社会进入转型时期,网络谣言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成为影响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在社会转型时期,网络谣言的出现有其自身的生成机理,这主要与三方面因素密切相关:一是网络谣言自身具备的可信性特点。网络谣言表现出四个特点,即披着权威性的外貌、具备迷惑性的论据、涉及关怀性的主题和构筑故事性的情节等来增加其可信度。二是转型时期的复杂社会心态。个体情感的共鸣、集体记忆的唤醒和公众对政府信任感的不足等为网络谣言提供了潜藏的生存土壤。三是突发公共事件构成了网络谣言的触发情境。突发公共事件激发公众的信息渴求心理;借助了网络空间的开放性特点;暴露出政府应对能力的缺陷,从而为网络谣言的表演提供了舞台。     

牟利性网络谣言的危害及其法律治理研究

网络推手假借帮助企业营销、进行"网络反腐维权"以及通过删帖来替人消灾等方式,牟取暴利,侵犯了涉谣对象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滋生了非正当谋生群体,扭曲了社会公众尤其青少年的主流价值观,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人民群众极力要求公检法等部门打击网络谣言,净化网络环境。法律具有国家强制性,是公检法等部门打击网络谣言一柄利器。然而,面对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当前有关法律还不足以对网络谣言形成有效防控。因此,当务之急之事,便是要完善法律法规,以强化规制网络谣言法律的威慑力、增强规制网络谣言法律的明确性,消除规制网络谣言法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