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纵向思维的运用

纵向思维方式,是指将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思考的方法,是一种用动态发展的眼光考察事物的思维方式。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实施阶段前后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侦查人员把握侦查的主动权,增强侦查工作的效能。犯罪预备活动对侦查工作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作用,如果侦查人员善于运用纵向思维方式,在分析判断案情和查找案件线索、证据时,充分考虑犯罪嫌疑人在犯罪预备阶段的活动情况,将化弊为利、变害为益。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实施阶段后的行为对侦查工作的意义是:对犯罪后续行为的预测和推断是侦查人员采取相应侦查措施的依据;对犯罪后续行为的分析和研究是采取侦查策略的依据;研究犯罪后续行为有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实施犯罪,有助于有效追捕在逃犯罪嫌疑人。     

国外讯问犯罪嫌疑人综述

侦查讯问是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 ,核实其他犯罪证据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同的侦查制度和侦查模式下 ,警方讯问的理论基础不同 ,其讯问方法和规则以及对通过讯问所获得的口供的证据价值的评判标准也各不相同。在英美法的对抗式侦查模式下 ,犯罪嫌疑人面对警方的讯问有权保持沉默 ,被讯问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 ,非法获取的口供和其他证据不被法庭采信 ;而在大陆法国家的职权式侦查讯问模式下 ,警方讯问犯罪嫌疑人时 ,其保持沉默的权利受到限制 ,对非法证据也没有完全排除     

中德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中德两国的侦查制度各有特点中国侦查机关的单一系统有利于侦查部门的协作配合,侦查效率高,德国侦查机关的两个系统侦查权限不明,侦查效率低;德国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有权强迫检察官起诉,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中国侦查程序规定被害人有权申诉,给予被害人的权利比德国小;德国侦查强制措施限制的范围广,注重的是使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措施和非强制性措施面前都能得到有效保护,中国的强制措施只限于对公民人身权利的限制,注重的是运用措施收集证据;德国的非法证据限制排除原则,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中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未作规定,容易导致司法部门各行其是;德国的强制证人作证制度,有利于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国不能强制证人作证,既浪费人力、物力,又不利于侦查.比较中德侦查制度的异同,吸收、借鉴德国的有益经验,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     

论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其法治化

当前侦查阶段在适用强制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适用拘留、逮捕等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突破法律关于原则和例外的规定，适用强制措施不节制；混淆公安机关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用留置盘问、劳动教养代替侦查羁押措施等。强制措施的法治化对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转变观念，认识适用强制措施的多元化价值目标，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侦查意识；二是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改革强制措施制度；三是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能力。     

论德国的侦查制度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一个重要国家 ,德国侦查程序中的被害人有权强迫检察官起诉 ,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德国侦查强制措施包括了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它权利的限制 ,使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措施和非强制性措施面前都能得到有效保护 ;在证据收集上 ,德国对非法证据限制排除 ,采用利益均衡原则 ;对于拒绝作证的人 ,德国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实施处罚。研究、借鉴德国的侦查制度 ,有利于完善我国的侦查制度。     

侦查阶段的利益冲突

在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围绕侦破犯罪与权利保障之间所发生的利益冲突,是刑事侦查阶段中的主要利益冲突,属于利益兼顾型冲突。具体包括：正常生活不被干扰与侦破犯罪之间的冲突,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与采取强制措施之间的冲突,寻求外力帮助与完成职责任务之间的冲突,言论自由与调查取证之间的冲突。     

论暴力犯罪案件中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

在暴力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关对酌定量刑情节的把握程度对犯罪人的命运有非常大的影响。我国单轨制侦查制度的特点和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不完整性决定了侦查机关应该注意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侦查人员要注意对犯罪的目的和动机,犯罪的手段、对象,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犯罪的结果,犯罪嫌疑人的犯前、犯后表现等酌定量刑情节的调查,并用证据加以固定。     

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心理感受的实证研究

对犯罪嫌疑人犯罪心理的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是侦查人员有效开展侦查工作的重要方面。传统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侧重于犯罪过程和讯问过程两大阶段的分析,对于犯罪嫌疑人犯罪后的心理感受分析缺乏关注与分析。通过以445名在押的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考察对象,对他们犯罪后的心理感受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犯罪嫌疑人犯罪后主要有后悔、害怕、愧疚等19种心理感受。准确把握和利用犯罪嫌疑人的上述心理感受对于有效开展侦查和讯问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技手段在命案侦讯中的运用——以测谎技术为例

随着我国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法律对侦讯活动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在命案侦讯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一方面,由于命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面临极刑的处罚,其在心理上出于侥幸或求生的本能,不可能在侦讯中完全如实供述;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对侦讯作出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制约了侦查人员非法获取口供的可能性。因此,在命案侦讯中运用测谎技术等科技侦查手段辅助侦查人员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是侦查机关在新形势下利用科技手段打击犯罪的必然选择。测谎技术在命案侦讯中的运用,不仅有助于侦查人员对已有证据和供述的真伪进行甄别,而且也有利于后续诉讼环节的顺利进行。     

论建立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

在现代社会,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侦查程序的公正是保证庭审程序的公正、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的前提。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目前,大多数国家赋予律师侦查阶段的在场权来保证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任意性和真实可靠性,防止侦查人员在讯问时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在场制度。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个方面来探讨我国应在侦查程序中建立律师在场权。     

法国刑事参审制度及其启示

法国是刑事参审制度的发源地,参审制度源远流长.在经历了长达百年的价值理念权衡的基础上,法国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符合本国实际的参审制度.当代法国的刑事参审制度操作规范、严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法国对逃税的刑事制裁及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法国与中国的税收制度和法律体系大相径庭。法国《税务总法》中不仅规定了逃税犯罪及其刑事制裁,还规定了税收违法行为及其行政制裁。法国实体法中规定的逃税罪的犯罪构成、概念界定、刑法制裁等方面都有我国逃税罪立法值得借鉴的地方。法国税收制度在立法与司法中遇到的问题也值得我国反思。     

法国行政法院制度评析——兼谈中国行政法院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行政法院制度的国家,该制度是法国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适应了法国的行政体制,有效地促进了法国行政事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该制度的优点是固然存在的,但并非说明其毫无缺陷,其优点与缺陷是并存于法国行政诉讼体制当中的。若以此为蓝本,考虑吸收其合理之精华,就必须在理论与实践中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法国行政法院制度,考虑借鉴法国的行政法院制度模式,建立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法院,以解决当前行政诉讼体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预惩协同型”腐败治理机制之建构——基于法国《萨潘二号法》的比较视角

腐败治理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种措施、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法国出台《萨潘二号法》着力“强化惩治措施、创新预防方式”，推进反腐主体权力的协同运行，再次升级腐败治理机制。此次改革，法国以完善威慑与剥夺效应、强化发现与追惩能力为核心不断发展腐败惩治机制，以反腐败合规制度为代表勇于创新预防机制，形成贯通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一体化、层次化和体系化的积极治理立法范例。在我国监察和司法体制改革重叠的历史背景下，倡导腐败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科学借鉴成功经验，应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改善“不敢腐”的惩治机制；应明确组织实体预防责任、探索监察机关合规监督程序，优化“不能腐、不想腐”的预防机制。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人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还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人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刑事侦查专业化的当前话语

刑侦专业化是指符合侦查规律,反映侦查主体和侦查对策的内在要求,统一规范、高效的刑侦工作运行态势,具有严格依法性、统一协调性、专有实用性等特点。其基本内容包括刑侦主体专业化、刑侦对策专业化和刑侦保障专业化。刑侦专业化建设对于应对不断变化的犯罪形势,提高侦查破案能力,稳定和加强刑侦队伍具有重要意义。刑侦体制专业化建设、刑侦队伍专业化建设和刑侦保障专业化建设是刑侦专业化建设的重点环节。     

刑事和解的司法现状与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恢复正义,法国、德国、新西兰等国都有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下,我国应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以北京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为例,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针对特定的公诉案件,有意识地借鉴了刑事和解制度的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与叛逃罪的修改

政治犯罪例外原则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重要原则,对政治犯罪的认定存在双重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原叛逃罪中“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这一条件,一方面,在国内司法实践上,并不意味着在对叛逃罪的判定上发生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将给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对外逃贪官的引渡合作上,带来很大的障碍,此次对叛逃罪的修改,弊大于利.     

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变化与作用——以加拿大作为比较样本

自新《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配套规定的补充修改。在这一轮刑事诉讼法律规定的大变革中,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无疑是众多亮点和重点之一。以加拿大的刑事法律制度作为参考系,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似乎可以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印记。不过,我国修改之后的刑事简易程序并未照搬照抄国外的相关规定,而是秉持西学东渐的态度,在尊重刑事诉讼结构与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发挥着提高诉讼效率和保障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双重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仍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斟酌的地方。对这些不足之处的完善,将有益于其更好地发挥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