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中国札记》视域下的中国文化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中的一员.虽然他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客观上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为此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作为一位学者型传教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对中国文化从物质、制度到价值、心理层面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对于我们今日的文化建设与交流不无启发意义.     

试论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与儒家基督徒之学术交往--以马若瑟与刘凝为中心

刘凝是清初江西的儒学家,天主教徒,宋元之际著名学者刘壎之后裔,编撰了17世纪中文天主教书籍序跋集《天学集解》。马若瑟是康熙年间来华传教士,耶稣会“中国索隐派”的重要代表,传教士中的汉学大家。马若瑟在江西传教时,与刘凝结下深厚友谊。刘凝在小学考据方面的治学风格影响了马若瑟对中国语言与经典的研究。通过考证刘凝与马若瑟的学术交往,重点分析两人在基督信仰、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几个方面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揭示出身处文化夹缝之中的儒家基督徒与来华传教士,如何诠释中国的文本和思想,弥合中西文化之差异。     

从《利玛传》到《畴人传》——明清时期耶稣会士利玛窦传记探略

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是天主教传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明清以来,为其作传者不少.其传记首创之作是刘承范《利玛传》,它为利玛窦离开肇庆迁居韶阳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张维枢与艾儒略的利氏传记,从中国士大夫与来华传教士的两个不同角度,对利玛窦的生平进行了阐述；韩霖、张赓之作,则展现了中国普通文人与信徒对利玛窦的认识；《明史·意大里亚传》提供了清政府的官方看法；阮元《畴人传》主要介绍了利玛窦在天文学与几何学方面所传播的新知识及其贡献.     

论冯秉正神父在上古史论争中所使用的学术方法

18世纪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神父，在华40余年，著作颇丰。他受康熙帝命令，曾编译十二卷《中国通史》，奠定了近代欧洲汉学历史研究。他用天文学方法讨论中国上古史纪年，以中国式的证明方式来证伪《竹书》和《路史》，以及他因中国上古史纪年的影响而对《圣经》希腊七十子译本的选择，展示了他独特的学术方法和见解。该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和西方学者之间有关上古史论争这一学术盛况。     

利玛窦“发现”开封犹太人

公元1605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民族学界的事件一一开封犹太人“被发现”了!这其中，不得不提西方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此以前，开封犹太人自称是“一赐乐业”（即以色列的音译）教徒，周围的中国人视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利玛窦首次正式将他们确认为犹太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利玛窦是界定中国犹太人身份的第一人。     

论利玛窦上层路线传教法

利玛窦是明末来华的著名传教士。他的走上层路线的传教方法取得了巨大地成功。对利玛窦的这一传教方法进行研究,以此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从《中国文献解题》看伟烈亚力对中西文献学交流的贡献

《中国文献解题》是1867年在上海出版的一部有关古代中国文献的西文目录学著作,作者为英国新教来华传教士、著名汉学家伟烈亚力.作为目前所见西方世界第一部按中国古代四部分类法编撰的指南目录,该书对2000多部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分类解说,撰写了较为详细的提要,为西方学者准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西方汉学史上,《中国文献解题》因其资料翔实、考据权威,成为19世纪以来西人研究中国典籍最实用的参考书之一,在近代中西文献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利玛窦对于晚明“三教合一”思潮的批判——兼与方以智的观点进行对比

明清之际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较为重要的事件,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天主实义》为主要文本探讨利玛窦对于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看法可知,利玛窦系统批判了“三教合一”思潮,并对其观点持否定态度,与方以智的立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研究利玛窦对于“三教合一”思潮的系统批判,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能够为东西方的文明对话提供一些启示.     

中国古代的"四海"意识与艾儒略《四海总说》

中西交流是以地理知识的沟通揭启序幕的,但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地理新知识,往往难以一时被中国古代士人所接纳.其中诸多细节,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例如中西关于"四海"的诠定.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四海"从传统的经史体系而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意识.而在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的地图和著述中",四海"从西方的航海大发现而来,用来唤醒中国古代士人的世界意识.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反映了中西交流的曲折历程.     

利玛窦对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以《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为例

作为一位既接受过西方正规化神学教育,同时又通晓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篇中,以中世纪著名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人学思想为武器,对“中士”悲观主义的生命观和灵魂观予以修正.不仅论证了基督宗教灵魂不灭信仰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将西方经院哲学的方法、气质带入中国,为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过程中,利玛窦运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和论证方式对阿奎那的灵魂—身体关系学说、理智学说以及实体类型学说加以阐释,为阿奎那人学思想的中国化诠释做出了典范性的贡献.     

利玛窦墓园的前七年(1610-1616)

利玛窦墓园是象征明末清初文明互鉴盛事的地标性建筑.墓园建成初期的历史至今仍较模糊.利用《熊三拔日记》、传教士间的通信、年信等西文史料,结合中文档案,还原墓园中最初七年的历史,并通过这些活动阐示墓园在中国天主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的重要意义.     

再论Matteo Ricci之汉名"利玛窦"及尊名"西泰"

耶稣会传教士Matteo Ricci(1552-1610)进入中国后,为了适应本土文化,替自己起了汉名"利玛窦"和尊名"西泰".但"利玛窦"这一中文名出现的时间、来源和意义,以及尊名"西泰"到底是字还是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利学资料》中的一些细节、方济会士利安定神父的一封信以及意大利语语音规则,并通过查阅三类中西文史料:明朝宫廷记录、利玛窦友人为其汉文作品所作的序言以及利氏本人的记载,证明"利玛窦"这一汉名取自1585年之前,是由其原名"Matteo Ricci"根据意大利语发音音译而来,并参照中国姓名文化而最终确定的.其中,"利"为姓,"玛窦"为名.其尊名"西泰"为号,取自1585年8月到11月间.     

试论《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的意义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辑的《中华帝国全志》1735年首刊于巴黎。作为17、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的阶段性集大成之作，《中华帝国全志》在传播中国地理方面，在继承前辈传教士汉学成就的基础上取得了较大进步。这些进步既源自传统领域（地图、诸省）新素材的积累、新研究的深入，也源自新领域（周边民族）的拓展，书中的不少内容正昭示着西方早期汉学发展的某些趋向。     

利玛窦与西方汉学

本文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利玛窦对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进的贡献 ,论述了他作为西方汉学奠基人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关于海外汉学与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思考     

明清之际中国人的科学观--以徐光启为例

明清之际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方传教士是不相同的;当时中国思想家的科学观,未必都是西方文化刺激的结果.徐光启等人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方法论,远远超出当时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甚至可以和同时代西方的培根、伽里略、笛卡尔等大思想家相提并论.     

利玛窦的家庭教育及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背景

1573～1577年,利玛窦就读于耶稣会罗马公学院文学院和哲学院,研究分析罗马公学院耶稣会文学院《教学大纲》与《哲学院教学大纲》,了解利玛窦早期成长环境及学习经历对于丰富国内关于利玛窦早期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白徐译本”的成书和版本——清初第一本汉译《圣经·新约》翻译考

17世纪来华天主教传教士白日昇与四川奉教文人徐若翰合译的《圣经·新约》是目前可见最早的汉语《圣经》译本,该译本的存在不仅有力地证明了天主教传教士在18世纪初就有过将《圣经》系统汉译的尝试,而且对18、19世纪及其后更久的基督宗教《圣经》汉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察中文《圣经》“白徐译本”存世的四种珍贵版本,可以探索白、徐二人翻译中文《圣经》的背景和方法,追溯“白徐译本”福音单列本和福音会编本两类版本的西文源本.     

学者为自己的事业立传——《国学通览》出版感言

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民国初年,一些爱国学者编印了《国粹学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做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流行起来。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也叫“中国学”。中国的学术,渊源在先秦。那时,产生过诸子百家争     

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科学

一、科学社会主义有广狭义的划分吗? 按照现今流行的各种版本《科学社会主义》教科书和小册子的一致说法,科学社会主义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划分。所谓“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全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所谓“狭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列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主要包括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     

清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的汉学研究

为了深入探讨嘉道以后汉学的研究概况,从学术史的角度反映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汉学在学术界的地位.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嘉道之际至光绪中期,汉学在学术界属于占优势地位的学派,是对乾嘉汉学的继承和发展.同时,由于内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汉学研究具有尊汉采宋、经世致用、以学论政等鲜明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