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事诉讼中“新的证据”之思考

"新的证据"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备受争议的问题,也是与举证时限制度具有密切联系的概念。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说明新的证据之内涵时常常脱离举证时限制度,只按照法律规定生搬硬套,未能明晰其立法缘由,导致"新的证据"被滥用。从大陆法系之新的攻击防御方法来看,"新的证据"之功用在于平衡失权制度所带来的实体与程序之矛盾,其内涵应当从逾期举证与诉讼迟滞之因果关系以及当事人逾期举证之可归责性的视角进行界定。     

民事与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之比较——兼论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完善

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领域的薄弱环节,而我国行政诉讼渊源于民事诉讼,二者有许多相通之处,但二者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诉讼,本文就此对二者进行比较,以完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     

附带诉讼: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的解决

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着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益,导致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织在一起产生.采用附带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行政、民事争议交织案件,既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又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还可以避免法院就同一事实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行政诉讼可以附带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也可以附带行政诉讼,在具体适用方式上采用具有预决力的诉讼作为主诉,优先审理.     

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若干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从诉讼客体、诉讼目的、诉讼主体、受案范围等方面静态地看,二者本不应存在交叉问题。但在司法实务中两大诉讼经常相互交织,且在审判实践中成为令法官棘手的难题。本文就民、行交叉案件的表现形式、形成因素,以及民、行交叉案件的影响、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交叉问题的解决方法,妥善处理民、行交叉案件的重要意义做粗浅探讨。     

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审理问题研究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在一起的纠纷日益剧增,理性地构建其解决机制实为必要。对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的设计不可简单划一,应对交叉案件作出类型划分,适用不同程序,以实现纠纷解决的效率化。同时,应完善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建设。     

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审理问题研究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叉在一起的纠纷日益剧增,理性地构建其解决机制实为必要。对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的设计不可简单划一,应对交叉案件作出类型划分,适用不同程序,以实现纠纷解决的效率化。同时,应完善相应的法律与制度建设。     

谈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

民事诉讼法自1991年实施以来,至今已有20余年.20余年来,民事审判工作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有些情况和问题需要对原有的法律规定作出修改,有些需要在民事诉讼法中予以明确.通过对比修改前后的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定,重点介绍了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证据部分规定的新内容.     

民事诉讼证据收集方式的“合法性”及适用问题研究

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当事人任何一方实现诉请的关键就是利己证据的收集.同时,民事诉讼证据特性中“合法性”能否充分地得以实现则将对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面对合同欺诈、婚姻过错等社会问题时,一些“侦探公司”、婚姻过错受害方等对利己证据进行收集时却造成一种新的两难问题——利益受损一方权利与相关方权利保护的骑墙选择.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证据收集方式的“合法性”及适用问题的分析思考,并结合《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对如何实现证据的合法收集及适用以达到切实解决矛盾双方利益冲突和体现证据规则的最佳功效进行论证.     

海峡两岸行政赔偿诉讼之比较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两岸有关行政赔偿诉讼法律制度的不同,本文拟从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的范围,及行政赔偿程序等方面作一个粗略的比较,以资相互借鉴,促进两岸法律制度的共同进步。     

“两个证据”规定下翻供问题探讨

口供作为一种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具有其他六种法定证据所无法超越的优势,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翻供现象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时有发生,翻供现象在余祥林、赵作海等错案曝光之后,日益引起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2010年5月,两高三部出台了“两个证据”规定,在新的规定下如何正确对待翻供问题,才能既发挥口供的作用以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又保障人权、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效益？笔者结合自己在司法实践中总结的部分感性认识和经验,分析研究刑事诉讼领域的关于证据的理论,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于“两个证据”规定后翻供问题的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在立法和制度方面的建议。     

浅析两大法系民事证据披露规则的比较

证据披露规则是规定证据披露主体、范围、方式、实现及其后果的程序和制度的总称,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和以大陆法系国家为代表的职权主义模式这两种做法。文章从民事诉讼证据披露范围和方式、民事诉讼证据披露的期限、违反民事诉讼证据披露义务的法律后果这三个方面分析了两大法系证据披露规则的主要差异。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实质确立,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的重要标志。然而该规定同真正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还有差距,在一些内容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对此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基点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西方两大法系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之比较与借鉴

西方两大法系均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其国内存在的环境侵权问题。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当突破传统诉讼理论,拓宽原告资格;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设置诉讼前置程序和保证金制度;建立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和诉讼激励机制。这对解决当前国内环境行政侵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证据定义与种类”条款修改的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定义及种类"条款做了较明显的修改:分立物证与书证、增加电子数据这一证据种类、鉴定意见替换鉴定结论、补充了可作为证据的笔录种类,这些修改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进步性。但也应当看到,在电子数据与视听资料的关系、证据分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完善立法,以更好地服务于刑事诉讼。     

“新的历史起点”的含义与特征

近一个时期，“新的历史起点”在政治和学术上用的都比较多。“新的历史起点”与“新世纪新阶段”等提法，既前后相承，又有所差别。“新的历史起点”在时限上以及涵义上，有独特的所指。“新的历史起点”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内的特殊时段，基本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中国共产党两大国情理论之比较

两大国情理论的产生都是伟大实践的需要;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都科学准确地把握了两大历史阶段中国国情的本质特征;两大国情理论成为两大学说的基石.两大国情理论的创立,表明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必须要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两大国情理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探索和求实精神,对确立并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地位至关重要;国情理论是需要不断发展的理论,对不断变化中的国情的新的科学总结,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新的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严格区分“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

证明责任的概念作为证明责任论的基础,它的模糊性不仅影响证明责任论的发展,更是影响司法审判中正确分配证明责任。通过对证明责任的本质和容易与其混淆的提出证据的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的性质进行分析,论证：有必要严格区分“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的责任”以及区分。     

民事诉讼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之比较——基于意思表示理论

民事诉讼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因是否基于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在特性、成立要件、生效要件以及法律控制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但是,这是否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理论尤其是意思表示理论在民事诉讼行为上的适用,值得人们思索。     

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

20世纪90年代，经过孟华等学者的介绍，西方形象学才逐渐为中国所了解，并对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乃至整个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探讨“形象”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和变化，比较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的异同，找出中国“形象”研究的弊端，以及西方形象学对中国学界研究的影响和启迪。     

浅议马克思“交往”范畴与哈贝马斯“交往”观之比较

本文分别对马克思“交往”范畴与哈贝马斯的“交往”观进行阐述并比较后指出,哈贝马斯关于扬弃交往的异化、建构合理的和健全的社会关系的种种设想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其“理想语言环境”的构想也不过是一个乌托邦。但尽管如此,哈贝马斯的交往异化理论还是能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某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