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基本问题研究述评简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告：要实现以民族复兴为主轴的“中国梦”，从那时起至现在已有近一年的时间。一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梦”的研究不断升温，诸多学者围绕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与研究。文章梳理和归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梦”基本问题的相关研究，并做了简要的述评，以期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梦”的认识和研究。     

正确解读“中国道路”——访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张晓林

在美国学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推动下，“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模式”、“中国经验”，无论在国际学界还是政界，都越来越成为“热词”，且持续升温，成为研究中国发展的重要议题。     

中国发展的国外舆论新动向及其评析简

国外舆论围绕中国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势，提出了“中国责任论”、“G2论”、“中美国论”、“发达国家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时代论”、“国家资本主义论”等新论调。囿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国外舆论对中国国情缺乏实质性的了解，加之“西方中心主义”研究立场的固化，以致无法摆脱西方范式的窠臼，导致在认知上存在较大偏差。为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要把握当前国外舆论新动向，以积极的态度进行全面审视，以正确的立场展开评析，善于宣传中国，消除“误读”或“误解”，积极主动与国外舆论及其学者展开对话交流，扩大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正确引导国内外舆论。     

学界关于“中国模式”的认知与思考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国内外学者纷纷发表他们的真知灼见，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一是关于“中国模式”存在与否的争论；二是关于“中国模式”实质和内涵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模式”基本特征的研究：四是关于“中国模式”世界影响的研究。学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多突出总结成就，存在问题关照不足：注重学理的梳理，实证研究不足；强化研究范式．跨越时空的对话不足。我们要更加主动的与国外学者展开对话交流，拓宽理论研究视野。掌握这一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

十八大以来，“中国梦”以其清新的理念和亲和的风格迅速为整个中国社会所认同、所追捧．并日益成为最为重要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不过，在我们聚焦关注研究“中国梦”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梦”并不是突兀而起、横空出世。孤立地就“中国梦”来谈“中国梦”既不容易讲清楚，又不可能深入下去。     

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回顾与前瞻

“作为方法”是一种兼具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方法论。在建构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引入这一方法论，有助于明确和确立主体意识、丰富和拓展研究视角、反思和重构衡量标准。在此方法论观照下，可以发现中国行政学走过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从“以世界为中心”到“以中国为中心”的转变，即从学习、模仿、套用西方行政学理论，转向立足中国场景、突出中国问题；二是从“以中国为中心”到“以中国为方法”的转变，即越来越强调以中国为观照，扎根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未来，我们要探讨一条“以中国为尺度”的中国行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让中国行政学讲“中国话”，也要努力使行政学的“中国话”变成行政学的“普通话”。     

中国之“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比较

20世纪90年代，经过孟华等学者的介绍，西方形象学才逐渐为中国所了解，并对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乃至整个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本文探讨“形象”一词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和变化，比较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象”与西方形象学之“形象”的异同，找出中国“形象”研究的弊端，以及西方形象学对中国学界研究的影响和启迪。     

“中国农村研究:交流与沟通”学术会议述要

“中国农村研究：交流与沟通”学术会议述要张小劲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２２—２３日，由“国家与社会之关系：中国农村的实例”课题组召开的“中国农村研究：交流与沟通”学术讨论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     

本期重点文章作者简介

潘绥铭 1950年12月生，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在中国创立与推广了性社会学，并在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下，奠定了该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创立了“初级生活圈”、“中国性革命”、“性产业”“性化”等基本概念；     

任老的思想遗产将传之不朽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任老走了!但是他留下的“丹心”，不仅将会载入“汗青”，而且将留传后世。任老是第一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周密地、系统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师。自古至今，研究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文人、骚客成千上万，但是，符合上述五个“形容词”的大师级的学者，恐怕就只有任老。     

《青年探索》创刊30周年寄语

三十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春风乍然吹起，百业待兴的中国大地冰雪消融、春潮涌动。在党中央“大力开展调查研究”和团中央“全团抓调研，调研走在前”号召的引领之下，     

关于“中国外交近代化”的思考

从世界体系思想来看，所有非内生型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个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融入”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就叫“近代化”。受近代史与近代化研究的影响，中国学界对“外交近代化”进程的存在及其概念与内涵等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争议状态。本文认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就是特指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时期，从传统的“华夷秩序”体系向以国际法观念为主导的近代西欧“条约体系”转型的过程。它介于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和政治学之间。“中国外交近代化”进程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完成于1943年的开罗会议。受近代国际体系的制约，制度性的不平等是其本质特性。     

余英时的文化情怀

余英时既反对极力维持传统文化，也反对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在余英时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和表现。余英时认定中国文化是“内向超越”的价值系统，其基本特征是“止”、“定”、“静”、“安”。通过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价值系统对人类最为关注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等问题的态度的比较，余英时既指出了中国“内向超越”文化的局限性，也揭示了中国文化所蕴藏的合理成分及其现代意义。余英时提出文化重建必须以文化“自性”为前提、以文化传统为根本、以融合中西为起点、以严守学术为保证并且做“退而织网”的功夫。余英时在海外所做的工作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研究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精神资源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余英时的文化情怀正是他的中国情怀。     

从《论语》看中国哲学的特点

最近两年有一种说法，叫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最早的发端是04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重写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副标题就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有些人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哲学是无概念化、无规定性、无确定性的幼稚、浅薄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不是自足的系统，不是自行规定的理论体系。五四以来我们研究中国哲学，都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分析、剪裁和归类中国哲学。所以中国哲学是不合法的，不管你是搞中哲还是西哲，其实都是在搞西哲，所谓的“中国哲学”其实是“西方哲学在中国”。     

为搞“台独”，台北故宫也要“去中国化”

1月17日．台湾行政机构通过一项“决议”，称要修改台北故宫博物院“组织条例”，将台北故宫藏品说明中原有的“宝物来自‘北平故宫’与‘中央博物院’”等文字完全删除。还将“加强对中国古代文物艺术品之征集．研究、阐扬”改为“加强对国内外文物及艺术品的征集．研究．阐扬”，“去中国化”的意味非常明显。     

用中国梦凝聚力量——专家学者共论中国梦

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都需要有自己的梦想来照亮前进的道路。2012年11月底，在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深情阐释中国梦。之后，《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刊发了数十篇专家学者对中国梦的研究、分析文章，探讨“什么是中国梦”、“如何理解中国梦”、“中国梦的意义”、“如何实现中国梦”等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思考。     

孟子学术精神论析

孟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精神层面的影响巨大，其学术精神在中国学人中的影响尤为深远。孟子学术精神主要体现在“知言”和“养浩然之气”两个方面。“知言”即懂得说话，从特定角度上说，是关于辩论的学问，其重要体现是批判；“浩然之气”则是由义的蓄积以至仁德充满的强大精神外发，是千百年来中国学人刻意修炼和追求的境界。此外，孟子学术精神还有几个方面值得重视，诸如“凡同类者，举相似”的分析研究方法、“中道而行”的学术主张、“学则须疑”的问学路径、“以意逆志”的解读心法、知人论世的学术态度、开放的学术门户观念等等，都对后来的学术及其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哲学的包容：从理学到哲学

近代西学东渐，西方哲学思想的引进对中国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启蒙和变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学术并无哲学之名，只有经学、子学、道学、理学、心学诸说。“哲学”一词，系日本学者西周引入。中西哲学之间的学术通约和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比较哲学研究的过程。但今人往往以渗透着西方中心主义情结的黑格尔哲学标准来剪裁中国哲学，故引发“中国有无哲学”之争。争论中国有无“哲学”之“名”并无意义，关键在于中国有无“哲学”之“实”。未来的哲学将是文化哲学的崛起．从传统形而上学到“拒斥形而上学”再到“人类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     

“中国疆域沿革史”历史书写发展脉络研究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需求的反映，“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也是如此。受到“天下观”和“疆域观”的影响，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疆域沿革史”。民国时期，基于中国传统的“政区沿革”的研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以王朝疆域为描述对象的“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其目的在于唤起民族自豪感以及救亡图存。1949年之后，曾存在多种“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历史书写，差异在于涉及的“历史上中国疆域”的范围。最终谭其骧提出的方案占据了主导，因为其满足了对内强化民族团结、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对外抵制各种对我国领土无理要求的时代需求。     

当代《史记》研究十大论著评介

当代《史记》研究十大论著评介张大可李家发在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精品中，唯有《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史记》研究成为专门学问，称“史记学”。《史记》全本在朝鲜、日本已流传一千四、五百年，并成为日本的传统学术研究。１９４９年后，中国的“史记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