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历史悲剧.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放在自己一生事业中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也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以,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他还是希望人们能够肯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继续不断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今天,我们不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一番研究、思考.     

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简机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扫除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精简机构则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始终,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机构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考察“文革”中精简机构的起因、发展及社会后果,从这一侧面探求我国当前党政机构改革的正确思路.(一)“文化大革命”初期全面夺权后建立的新的领导机构,被称做“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过程中,中央强调它不仅要与旧时代剥削阶级庞大的官僚机构截然不同,而且要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旧机构”划清界限.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实行“精兵     

工作组与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现象分析

工作组与造反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矛盾现象分析魏宪朝“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但也决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从初期工作组与造反派的对立现象来看，它完全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历史是不容背叛的。“文化大革命”是建国“左”倾错误发展的顶峰,以“左”的极端形式,全面暴露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促使人们猛醒深思,从而为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提供了历史选择的机缘。为了反思“文化大革命”这段惨痛的历史,就“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改革的缘起问题,我们走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王海光。改革方向的偏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模式记者:中国改革机缘从出现到成熟,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前一个十年,中国受苏共二十大的启发,力图走出一条新的更快更…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 9、“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并不是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粗看很相似,细想并非一回事。“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并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继续革命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我国实际,是完全错了。“文化大革命”     

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编译者按：本文编译自日本法律文化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一书。作者古厩忠夫系日本新写大学教授。文章概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同时扼要记述了日本受中国影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者认为，日本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本之所以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共鸣的基础。文中标题为编译者所加。一、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作者所说，“在近现代的日…     

六十年代 “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金春明“文化大革命”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物，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中国社会上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蕴聚的多种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总爆发；又是国内政治生活、经济状况、文化思想、传统习惯...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

2006年,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同时,亦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年份里,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一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1966年我国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的发动与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错误判断有关,也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相联。但毛泽东为何对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状况作出错误的判断,并在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内心不赞同的情况下,断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究其原因,这和我国当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试析“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国际诱因

1966年到1976年在我国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就当时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深层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某些变化和存在的某些积     

试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正确思想和决策

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晚年的重大错误,但纵观他的一生,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芒.然而,社会上有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晚年给予了不公正的评价.本文从政治、思想、经济、外交四个角度整理论述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思想和决策,对于纠正毛泽东晚年问题上的认识偏差,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事后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全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是怎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呢？下面，本文就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尝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现已被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正式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     

毛泽东的新“阶级斗争”论断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特点

毛泽东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范围扩大和循环，而是有着明显的内涵变化，经历了重提、扩大、重新确定打击重点的过程，从１９６４年起开始形成一种新的“阶级斗争”论断，认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重要原因和主要依据，并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中外历史上任何政治运动的特点。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长期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上的弊端和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影响的总爆发。它所具有的复杂性,为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我国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道路,提供了很多值得思索的问题。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正在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部分,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及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第二个问题是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第四个问题是讲党和人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第五个问题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陈扬勇关于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态度，是学术界在周恩来研究中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本文拟就“文化大革命”前期（即九大以前）周恩来对“文革”的认识和态度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前辈与同人。笔者...     

关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的浅见

笔者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和资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诠释“文化大革命”的辞条.这两个辞条及一些著述中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第二阶段是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的召开;第三阶段是十大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这也是学术界这些年来对“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一致划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现写出来恳请专家学者们斧正.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西方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由于某些研究者的努力特别是传媒的有意渲染，出现一小股“文革”热。祖国大陆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也开过一些小型的主要由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但一般民众知之者甚少。现已尘埃落地。回顾这一波的研讨，似可以说，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并不为多。但其中也有颇为引人注目的新提法，那就是“两个文革说”。关于这种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徐友渔曾作如下概括：“在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研究和讨论中，‘两个文革’说是讨…     

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

“文化大革命”过去2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运动结束20年时，国内不少人在反思、谈论这段历史。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可以说是这种反思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海外、国内，也有一些关干“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发表。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由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思“文化大革命”，是近几年人们观察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调然有别。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