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监狱工作之探索(下)

五、提高民警素质,培养复合型人才,实现队伍建设现代化新纪元、新时代,赋予了监狱许多新颖的内涵。监管改造工作要“法德结合、文明改造”,监狱经济要进入市场,这对于长期习惯了计划经济体制和熟悉了“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 的监狱民警是个艰难的转变,是名副其实的跨世纪的转折,但又是别无选择的发展趋势。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民警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     

中国监狱经济的早期现代化

我国监狱经济早期现代化的根本动因在于争取民族独立的目标，这一过程具体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我国监狱经济在早期发展的态势相当缓慢，两个根本原因注定了这一实况。     

十里丰监狱加工业的实践与思考

九十年代初期，随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浙江省十里丰监狱面对长期亏损的局面，把发展加工业作为振兴监狱经济乃至全局工作的重点，转变观念，开发市场，倾斜政策，调整结构，规范管理．加工业已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支柱产业，成为监狱事业良性循环的“润滑剂”，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中国监狱现代化的方法论选择

中国监狱改革及其现代化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借鉴与继承的辩证关系。科学的态度是：一方面,要借鉴国外有效的监狱行刑制度和经验,特别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运动初期、中期,以及现代化完成之后,监狱所面临的种种困境,面对这些困境监狱所进行的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以及这些改革运动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等等,对我国当前的监狱改革及其现代化建设将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又要使中国传统的监狱行刑制度得到创造性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如对罪犯的思想教育,劳动改造罪犯制度等。两者有机结合,共同服务于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一最终目标。     

浅析监狱体制改革与监狱布局的调整

监狱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正常发展和运转的必不可少的设施。在现代社会，监狱对社会改革、进步，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而我国加入WTO后，监狱作为社会的“窗口”，更需要以巩固国家政权建设为己任。为加强监狱工作与建设，笔者从健全国家政权和法制建设的角度，浅析现行监狱体制改革与监狱布局调整。一、改革当前监狱行刑制度是健全国家政权和法制建设的需要当今中国社会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处在改革的浪潮之中，在监狱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立足本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监…     

深化改革 锐意进取 促进监狱工作的全面发展

重庆市监狱始建于１９５９年，前身是西南战犯管理所。占地面积４００亩。下设１８个职能科室，１５个押犯监区，另建有医院和学校各一所。现在干警５６９名，工人２１１名，离退休人员２４５名。监狱主要收押改造被判处１６年以上有期徒刑和无期、死缓的男性罪犯。建监４０余年来，经过几代干警的辛勤工作，监狱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多次受到上级表彰，１９９６年分别被评为四川省“严打”先进集体和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１９９８年被命名为部级现代化文明监狱和司法部政治工作先进集体，２０００年又被命名为重庆市市级文…     

全国监狱经济研讨会观点综述

据吉林省监狱学会《监所研究信息》2004年第11期的信息，2004年全国监狱经济研讨会于10月15日在浙江杭州市召开，代表们认为，监狱的管理体制是由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综合国力决定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必然高度集中，实行监企合一的体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就需要监企分开；将来，随着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国家保障监狱经费达到较高水平，监狱企业将不复存在，罪犯只从事一些习艺性的劳动。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监狱制度价值解读

现代监狱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产物,是法治国家的重要表征之一。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法制现代化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的监狱制度也逐渐向现代转型。本文从现代监狱制度建构的缘起出发,在世界监狱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广阔背景下,揭示发达国家监狱制度对建立我国现代监狱制度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析现代监狱制度的价值。     

监狱经济边缘化之思考

监狱经济边缘化表征着监狱经济进退维谷的现状、监狱到底该不该“办企业”、监狱经济向何处去、监狱经济改革如何进行等一系列问题，而解决监狱经济边缘化问题的前提，即是实行监企分开，在监企分开基础上实施产权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引入价格机制三大类改革，使监狱企业完成与现代市场的对接，从而走出低谷，摆脱边缘化的现状。     

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是新世纪监狱工作的奋斗目标

在新世纪被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张福森部长代表部党组展望新世纪，作了一个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报告。报告在论述和部署今后监狱工作的重大任务时，张部长坚定而又明确地提出：“继续大力推进现代化文明监狱劳教所创建工作。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劳教所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行刑制度发展趋势，用现代意识推动监狱劳教工作，用先进装备改善监狱劳教所工作条件和监管设施，促进监狱劳教工作上层次、上水平的重大决策。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创建活动已产生了积极广泛的效果。各地要认真总结创建工作经验…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