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

尽管"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受到域外理论的影响,但其实践脉络和理论内涵依然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是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而"法治中国"命题的出现,从语境、实践和理论三个层面,为"社会共治"话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共治是法治中国实现的重要途径,社会共治本身也蕴含法治的维度,其以法治为平台、限度和最终归宿。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媒治”为什么靠不住

媒体创造了“媒治”的概念，即媒体治理，与人治与法治相对应。其实，这种“媒治”与过去的人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治：领导看到了媒体的报道，然后下指示、作批示要求整改和处理，以自上而下的领导权威让事件得到处理。媒治只是一种表象，表面上看是媒体曝光促进了处理，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还是领导的权威。     

我国近30年“依法治税”的理论言说——基于法律话语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依法治税"在我国税法学以及税收实务界获得了广泛认同。通过法律话语分析可知,"依法治税"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独特话语现象,其理论言说的话语主体为政府官员,其言说的内容是使用法律(包括政策)"治"理税收。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加以推行的"依法治税"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随着"税收法治"的发展,"依法治税"理论言说开始式微,并且成为阻碍进一步推动税收法治的话语障碍。     

“老F4”成员们的“爱好”

他们都是名人,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戏称老F4。他们有着特别的爱好,尽管这个爱好无法增加他们的资产。预防奸商的陷阱、帮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调解业主与物业的矛盾、不断提出立法建议……这些在别人眼里枯燥的工作,却让他们累并快乐着。与此同时,李文、老孙等更多的与开发商较真的人纷纷站出来,更多的业主有了明确的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而《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的出台,更表示消费者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尽管目前的消费维权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但法律专家鼓励大家,"对欺诈者也要摸老虎屁股",因为他相信"用法律利剑"可以开辟出"房地产的宁静市场"。     

法治与德治中“治”的内涵定义探析

尽管诸多学者对法治与德治二者的关系及其关系样态看法不一,但是对于法治与德治中"治"的内涵定义,却几乎一致。从词源的角度看,"治"的概念解释有着多义性,既可以从动词的角度加以解释,又可以从名词的角度加以解释;从价值分析的角度对"治"进行赋义,动态的意义与静态的意义又有着诸多差异。在通说的定义中,"治"的内涵界定是从动词的词源角度和动态的价值分析角度来加以阐述的。但是此种定义下所导致的诸多概念上和逻辑分析上的矛盾却是不容忽视的。为此,文章通过对通说中"治"的定义所导致的矛盾进行剖析,来对"治"的内涵进行厘清与重新赋义。     

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

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进而推进改革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既可提升法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如何准确地理解法治方式,进而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跳出改革的"转型陷阱",化解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是理论法学的重要任务。法治方式不是"你治我"或"我治你"的工具,而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性思维决策方式。改革与法治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单独运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停滞改革或过于猛烈的改革都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仅会放缓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强化固有的矛盾。中国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我们需要在改革、法治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理解"以法治方式促进改革"的意蕴。     

互联网+时代“软法之治”的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一场商业革命,也促发了"软法革命",使"软法"承担起重要的"软法之治"的历史使命。然而,"软法"也存在着价值偏好、解纷效力、规则冲突、优势地位、私人腐败、公信不足等问题和局限,因此,需要完善"软法之治",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进而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社会动力和深层根基。     

"依法治国"塑法治政府

这是一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重要时刻--2004年3月22日,正值春夏之交.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十年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浮出水面."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真正的法治要求政府必须首先站在依法行政的起跑线上,倾心打造新型的法治政府.以《纲要》的颁布为契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毅然起航,在依法行政的航道上朝着"法治政府"的彼岸乘风破浪.……     

“老F4”其人其事

他们都是名人,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戏称老F4。他们有着特别的爱好,尽管这个爱好无法增加他们的资产。预防奸商的陷阱、帮助业主成立业主委员会、调解业主与物业的矛盾、不断提出立法建议……这些在别人眼里枯燥的工作,却让他们累并快乐着。与此同时,李文、老孙等更多的与开发商较真的人纷纷站出来,更多的业主有了明确的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意识,而《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的出台,更表示消费者权益能够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尽管目前的消费维权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但法律专家鼓励大家,"对欺诈者也要摸老虎屁股",因为他相信"用法律利剑"可以开辟出"房地产的宁静市场"。     

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初探——以“依法治企”为视角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的法律问题日渐复杂。在此情形下,构建企业法治文化这一任务对于企业发展的意义便日益凸显。"依法治企"理念是构建企业法治文化的精神内核,从"依法治企"的角度出发,通过引用相关案例分析企业法律事务管理团队的构建及法治控制程序建设,探索依法治企理念应当如何实现于企业的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从而促进企业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健康发展。     

“法治建设”中法律美学意义的认识和探讨

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从美学角度审视法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法学更为全面。在关注法律美的同时,于实践中融入美学思想,更能体现法律的人文关怀。在处理一些法律问题,以及面对诸多法学困境时,适当的从审美角度审视状况,也能为我们提供不小的帮助。当代法律的审美,是受当今建设"法治社会"总目标所领导的,在此基础上,法律美学必将为加快法治建设进程提供其特有的学科作用;为制定好的法律,改良司法机制体制提供指导;在完善法治体系,加强社会法治观念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从革命法制到社会主义法治——马克思主义法制(治)观在中国的成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在法制(治)观念上有四大转变,这就是：革命法制观、“大民主”法制观、制约法制观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观。这四种法制(治)观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对法制(治)的不同看法。我们欣喜地看到,法治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可以相信,社会主义法制(治)将越来越完善。     

时讯点击

正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联探索商会维权新思路四川省十分重视法治建设,率先出台了《四川省依法治省纲要》,重在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成都市提出"四化一驱动"战略目标,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加强法治成都建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联大胆创新,积极探索为非公经济发展做好依法维权服务的新路子、新方法,首次探索为直属商会聘请法律顾问,帮助商会组织依法组建、依法管理、依法维权,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论点集锦

法治岂能变"罚治"在某些地方,"法治"被"罚治"所代替。坑蒙拐骗,只要交了罚金,就可万事大吉;卖淫嫖娼,只要交了罚款,就可立即放人:违法超生,只要交足罚款就可相安无事;无照经营,只要定期交钱,就可放心获利,不一而足。 "罚治"之所以在某些地方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认识不到位。一些单位的主要领导没有从依法治国战略的高度认识法治的重要性和"罚治"的危害性。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怪。惟恐     

宜昌荣获首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

峡出西陵,大城崛起。走进“屈原昭君故里、世界水电名城”的湖北省宜昌市,繁肀街巷的井然秩序,讲述着这座城市法治为民的故事,诠释着这座城市法治为基的生活节奏和勃勃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宜昌市委、市政府始终将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全面依法治市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向纵深推进。     

和谐社会是“德治”和“法治”的辨证统一

在我国历史上,"德治"和"法治"作为治国方略,一直就是一对矛盾。也就是说,作为双方代表的儒家和法家进行了两千余年的斗争,且在不同朝代或不同时期各占上风。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治国方略是实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和谐统一,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或缺,不可偏废。这一关系深刻说明了法治和德治在建设国家中双重重要性,体现了我党执政方式、治国方略的重大创新,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平反错案,给“法治成为信仰”加分

正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有一件大事终将对未来影响深远。这件大事,便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据统计,"法治"一词在被称为四中全会公报的上述决定中出现58次,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句话更是被广为传颂。     

现代世界各国的“法治入宪”:一个全球性的法治化浪潮

近70年来,世界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各国的法治化发展,"法治入宪"成为其主要的制度象征。根据分析性的立场,"法治入宪"的判断应当以各国的宪法文本为准。据此,可以发现,世界各国近70年的"法治入宪",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演生出三波浪潮。每一波"法治入宪"浪潮,都具有各自不同的一些特点,而且一波高过一波,从而在最近20多年内到达波峰。这一经历三波发展的全球性"法治入宪"浪潮,有其复杂的原因,需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