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钓鱼执法”的正当性

为方便搜集证据、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屡屡被运用到行政执法中,即人们所称的钓鱼式行政执法。不久前上海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事件,以案说法,浅近探讨其正当性及对今后行政执法的建议。     

多点理智谈“钓鱼”,多点智慧谈执法

为方便搜集证据、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屡屡被运用到行政执法中,即人们所称的＂钓鱼式＂行政执法。不久前上海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事件,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几乎是一边倒的职责和声讨。然而针对目前略显错综复杂的交通运营环境,＂钓鱼执法＂的存在或多或少应具备一定合理性。目前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尾随其后的道德缺失抑或于法无据,而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引申至行政执法,督促其日益完善。     

从"钓鱼执法"谈如何加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随着一些行政违法案件日益组织化、智能化和复杂化,采用常规的检查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打击和制裁违法行为的需要,于是＂钓鱼式＂行政执法便应运而生。＂钓鱼式＂行政执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人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所以,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法律规制。     

“钓鱼式执法”可以休金

“钓鱼式执法”也称“诱惑侦查”或“诱惑取证”，面对贩毒、贿赂、伪造货币、洗钱等“无被害人犯罪”日趋隐蔽化、复杂化和智能化的现状，世界各国执法机关必须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否则往往难以破获，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正义初衷，沦为“执法钓鱼”、“放倒钩”，或者叫执法圈套。     

『钓鱼式执法』可以休矣

"钓鱼式执法"也称"诱惑侦查"或"诱惑取证",面对贩毒、贿赂、伪造货币、洗钱等"无被害人犯罪"日趋隐蔽化、复杂化和智能化的现状,世界各国执法机关必须使用"诱惑侦查"的手段,否则往往难以破获,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惑取证"的目的是取得那些有违法意图、违法行为者的违法证据,而不是引诱、教唆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人去违法,否则就违背了执法的正义初衷,沦为"执法钓鱼"、"放倒钩",或者叫执法圈套.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初探——以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领域为例

针对当前广州违法建设行为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强化行政执法的同时,有选择的使用刑法手段对违法建设行为进行打击,分别从违法建设行为本身、阻挠违法建设执法行为、违法建设相关监管部门渎职等三个角度入手,提出使用"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暴力威胁阻挠执法"、"玩忽职守"等共计20余个罪名对违法建设定罪量刑,形成打击违法建设的合力,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势头。     

“钓鱼式”执法及其违法性分析——以上海两起“钓鱼事件”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公共交通运输的发展,通过非法运营谋取利润的＂黑车＂也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取证难,交通执法部门很不容易认定车辆存在非法运营问题,于是这些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了所谓的＂钓鱼式＂执法。本文将以最近发生的两起＂钓鱼事件＂为例,总结＂钓鱼式＂执法的概念,分析＂钓鱼式＂执法是否合法等问题,力图得出解决的途径和措施。     

"钓鱼式执法"实质是合谋陷害

"放例钩抓黑车"的钓鱼式执法曾引发广泛争议.此次上海白领张军(化名)的遭遇再次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媒体和公众扭住不放,强烈质疑这种"钓鱼式执法"的合法性.     

行政诉讼对“钓鱼式执法”的技术选择

应当说，对“钓鱼式执法”予以检测的第一顺位诉讼技术，便是“程序正义”逻辑。很明显，“钓鱼式执法”最为致命的弱点，在于其对行政处罚证据收集规则以及行政处罚程序规则的违反。     

对行政调查中行政强制措施的法治化拘束

2009年10月，上海市“钓鱼式执法”事件被媒体广为报道，其他有关行政调查中公权力滥用的事件也被相继报道，暴露了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引发了公众对公权力的诸多批评，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从而也从制度建设方面对行政调查特别是行政调查中强制措施的法治化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钓鱼执法”的行政违法性及其规制

"钓鱼执法"是执法机关故意向当事人提供违法活动实施条件或创造特定环境,以引诱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一种自身违法的行为。它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并可分为"显露式"、"勾引式"、"陷害式"等三种形式,其具有多重危害性。"钓鱼执法"与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相冲突。防范和规制"钓鱼执法"应当从完善行政执法领域的立法、打击"执法经济"、限制使用奖励举报机制、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强化对执法行为的监督等若干方面入手。     

论行政罚款的补偿性——基于环境违法事件的视角

罚款作为常用的行政违法惩戒手段面临不足以遏制违法的窘境,环境保护执法的实践表明,提高罚款数额和实行按日计罚的重罚思路并未根本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行政罚款以惩戒维持公共秩序、促进公共利益,但当前公共利益日益成为独立于公共秩序的存在,其维护不仅需要对违法者的惩戒,更需要由违法者支付金钱进行补偿。行政罚款在补偿公共利益损失上具有独特优势,应当在理论上承认行政罚款的补偿性,并在实践中通过罚款标准的完善实现行政罚款对公共利益损失的补偿功能。充分发挥行政罚款的惩戒性和补偿性才能实现其遏制违法行为、维持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解决当前在环境保护等领域存在的普遍违法问题。     

不作为型裁量权行使之司法审查——以选择性执法作为研究视角

在现行立法背景下,我国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有较大的行政裁量权.行政主体在执法时为了追求最优执法,加上社会背景以及执法者自身素质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执法者往往在规则的限度之内选择性执法,以谋求最大利益,往往导致一系列违法行为出现.在此过程中,执法者如何把握运用规则之“限度”,司法机关如何对“过度”的行为进行规制成为一大问题.本文旨在通过以选择性执法行为为切入点,探讨对不作为型裁量权的司法审查的步骤和内容,从而得出判断特定选择性执法行为是否违法的方法.     

评析暗中执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不断进步,行政执法方式也在慢慢的发生着变化。执法人员更倾向于隐蔽、秘密地获取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证据,或者利用科技手段及电子设备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违法活动,＂暗中执法＂应运而生。本文从＂暗中执法＂的两层含义评析行政处罚应当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倡导以教育、改正为目的的服务式执法、透明执法。     

新《消防法》赋予公安消防机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利弊分析

针对公安消防机构缺乏行政强制执行权导致执法难、效率低的现实问题,新《消防法》赋予了公安消防机构强制执行权,有效提高了消防行政执法效率和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威慑力,但就执法队伍本身,强制执行程序、原则和手段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结合实际,对新《消防法》赋予公安消防机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立专门强制执行队伍,在强制执行过程中贯彻基本原则,减少直接强制执行、创新间接强制执行手段等完善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几点思考。     

关于“钓鱼执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引起全国关注的2009年上海浦东新区发生的＂黑车倒钩＂事件,至今仍是各界热议的焦点。＂钓鱼式＂行政执法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可谓众说纷纭。本文试从上海浦东新区发生的孙中界＂钓鱼式＂执法一案开始,并结合刑事法中与其相类似的＂诱惑侦查＂,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以论述＂钓鱼执法＂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与否。     

医疗机构注册信息变更后的行政责任承担

行政机关在对一例违法使用外国医师案实施行政处罚时,发现违法医疗机构已进行了名称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对于如何认定行政违法的责任主体,执法人员和相对人发生了争议。本文通过对该案的分析,就医政监督执法中违法医疗机构发生变更后行政责任承担问题进行了分类讨论。     

论惩治商业贿赂的制度缺失及完善

为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立法上应通过制定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整合相关规定,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等责任追究手段;执法上要贯彻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少数,挽救大多数;处罚上要实行行政处罚先行、刑事处罚紧随其后的政策;并有必要组建专门的反贿赂机构打击商业贿赂行为。     

打击非法行医中实施《行政强制法》的几点困惑与思考

《行政强制法》实施后，为卫生行政部门如何规范打击非法行医提出了难题。笔者通过对非法行医行政执法过程回顾，引发《行政强制法》规定与实际执法工作中在执法主体、执法时间、实施处罚、文书送达等方面产生的困惑和引发的思考，提出卫生监督部门应准确定性、细化《行政强制法》相关内容、规范打击非法行医流程等建议，以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的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所办案件构成犯罪的,必须移交刑事执法部门,刑事执法过程中,发现的一般违法违规案件,或虽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移交行政执法部门处理。鉴于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之间的紧密衔接,作者认为有必要研究刑事执法中如何转化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并试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