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咨询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咨询体系,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研究探索和不断完善政府咨询机制,对提高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提高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打造诚信政府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组织、议题与资源动员:“公咨委”公众参与模式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分析

当代中国公众参与的理论和实践蓬勃发展。然而,由于政府、公众及外部环境的制约,公众参与在实践中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具有很大差异性。本文采用个案比较研究的方法,选取广州市两个"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案例,对其在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进行分析对比,构建制约公众参与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公众参与组织形式的准入独立性和财务独立性程度、议题是否事先被结构化、议题对公众的可接受性要求、牵涉到的利益主体的广泛与直接程度,参与的卷入程度,有效动员知识和大众的加盟与否,这些因素都对公共政策过程有显著的影响。     

专家咨询制度与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专家咨询制度的完善既是推进我国公共决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我国公共决策走向民主和科学的重要标志,专家咨询的制度化体现的既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公共问题高度负责的态度,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决心,同时也在拓展着公众政治参与的途径,因此它的意义已经不再局限于公共政策过程的本身,而同时成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部分。     

开放政府与港澳地区的公众咨询

公共行政模式正由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这其中开放政府具有制度意义,而行政公开和信息公开是重要基础。本文在讨论开放政府意义的基础上,对港澳地区公共政策公众咨询制度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方面。     

论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中的公众话语权

公共政策问题构建作为政策活动的逻辑起点,是公共问题向公共政策问题转化中对问题现状的察觉、界定和描述的过程.从本质上讲,这一过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人为性.因此,为了确保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接受性,公共政策问题构建应是由多元主体参与并通过对等的、公平的对话来达成共识.公众话语权是公民参与的重要载体,为了尊重和保障公众话语权的使用,需要在分清公共政策问题类型的基础上,确认话语权的真实性并形成其分享的常态机制.     

公共政策参与的模式及原则分析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发起者和参与环节的不同,公共政策参与可以划分为监督式、咨询式、申诉式和倡导式四种模式。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不同模式的有效性都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但从中仍然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原则来规范政府和公民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行为,从而推动积极、有序、有效的公共政策参与。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分析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方面 ,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崭新话题。但在现阶段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制约和挑战。而要扩大和规范公共政策中的公众参与 ,政府应该发挥更多作用和功能 ,以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化途径。     

政策执行中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基于厕所革命的考察

作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公共政策本质是社会与技术因素的结合,须臾不能回避规范理解与生活方式。由于时间、技术、资源与认识能力等局限,以及冲突解决时机、利益团体影响等因素,公共政策的定型化仍会延续于执行环节,政策执行并非简单的控制过程抑或相互作用。针对决策者有限理性与专家主义畸形发展等症结,地方性知识肯定了一种价值公平的视域,强调公众生活逻辑的重要意义,以知识的包容性为政策执行提供了借鉴。从情境理解、实践优位与精细观察三个角度出发,厕所革命执行变质的诸种问题可以由此得到一定解释。     

公众参与如何避免"参与者困境" ——基于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的观察

如何让公众的参与行为利于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热点议题之一。笔者认为,在探讨公众参与与公共政策质量之间的关联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谁来参与"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制定实践中已然出现了诸多由于公众"参与者困境"造成的政策质量低下的现象。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现有研究的缺憾,本文聚焦如何解决"参与者困境"的问题,从知识视角重新审视政策制定过程及界定公众参与者所扮演的角色,并对S市城市总体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者进行分析,发现在确定进入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者时可以结合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对政策问题的认知来进行考量,从而减少或避免"参与者困境"的发生,为政策质量的提升打好基础。     

政府决策咨询机构的决策咨询程序研究

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是以影响公共政策为宗旨的政策研究机构,政策咨询程序的规范与否将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公共政策质量的高低,咨询机构贯穿于政策制定前、政策制定中和政策评估反馈程序的各个环节,要努力规避政策咨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咨询程序。     

宪政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研究的几种不同理论范式

在公共行政的学科发展中,先后形成了宪政主义、管理主义、政策主义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论范式.为了克服管理主义和政策主义公共行政理论的局限性,有必要继续重视并阐发宪政主义公共行政理论.     

公共管理改革中的三个悖论

本文关注当代公共管理改革中的三个悖论 ,即全球化的悖论 ,不良改革景象的悖论和管理主义的悖论。文章力求通过考量不同的公共服务协约对于改革的影响来解释这三个悖论。     

教育公平、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产品

高校招生中的“收费点招”直接危害着社会公平,而义务教育中“校中校”所危害的是教育的公益性。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公平是紧密联系的。在概念上,必须将“公共产品”、“社会公益性”以及“公益性组织”一体化。当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时,其“公共产品性”、“社会公益性”、“公益性组织”、“非营利性”之间必须具有必然性相关,剥离这些关键概念之间的意义相关性,会引起社会观念的混乱,对公众产生误导。以营利为目的所运营的任何产品都不是“公共产品”,也都不具有社会公益性。市场与公益性虽然不是对立的,但是,公益性产品也绝不是由市场直接提供的。     

公序良俗与行政公诉

公序良俗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学者创制的,其在法律与道德之间承担着特殊的连接使命,而行政公诉制度也因其独特的制度价值受到学界的关注.事实上,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领域,当前各国都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鉴于我国社会目前的道德局面、公序良俗之保护状况,在得出公序良俗须进入行政法、行政诉讼调整范围的结论的同时,应当在有关公序良俗的立法中突破"反射利益"的定位,适当放宽我们解释诉之利益的口径,赋予公民就有损社会公序良俗的问题向法院告诉的诉权.     

权利、规范与公共政策--以禁乞令为例看规范的有效性

规范的有效性包括法律效力、道德效力、现实效力几个纬度.本文以禁乞令为例对规范的有效性所涉及的这几个纬度进行了探讨."禁乞令"对行乞者的乞讨自由权构成了限制.这种限制尽管是出于管理者对于某些公共政策如维护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等方面的考虑,但是仍然在其规范有效性问题上遭到质疑.     

顺应治安规律，加强治安防控能力

小市派出所以社区警务建设为载体,顺应治安规律,开创了一条以服务群众为先导的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社区警务之路,加强了派出所的治安防控能力,有力地维护了辖区内社会治安的稳定。     

后现代、刑事和解及公共政策

＂后现代＂是对肇始于启蒙时代,以总体性思维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的＂现代＂的反思和反动。刑事和解则是多元视角中的一种平等对话机制,和后现代有着天然的联系。后现代以公共政策为中介,对刑事和解进行自我限以求在国家刑法主导,刑罚在场的情况下实现和解目标。中国刑法应当认真面对后现代思潮,使刑法呈现出人文学科应有的风貌,并积极促进刑法理论变革以回应社会实践之需要。     

民愤、传媒与刑事司法

民愤是民众的义愤情感,它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公民素质,可能对刑事司法起到纠偏作用,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传媒的民主特性有力地推动民愤的形成与发展,然而传媒并非圣人,有时也会误导民众,加上民愤难以识别,所以民愤不能左右刑事司法的实体处理,只能对程序的进行产生某些影响。     

“三个代表”、公共利益与政府改革

本文认为,“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和归宿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即公共利益。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等一系列公共机构的公共服务,政府行为是公共服务的载体,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程度地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行政伦理的根本问题,而完成这个行政伦理的关键,是保证政府行为与公共利益的互动关系。政府改革正是建立和调整这一互动机制的动态变革过程。     

公共危机信息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功能及公众参与

对于公共危机治理来说，信息传播是重要的。公共危机的信息传播区分为正面及负面信息传播。其传播主体政府、媒体及公众具有各自的传播功能。其中政府具有制度建设及制度保障功能。媒体在信息传播中具有监测环境、引导教育、议程设置、缓释、舆论监督、反思功能。公众有参与及塑造功能，但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