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研究中若干问题新探

义和团运动史是史学界研究中相当深入的一个课题,近年来不少论者从新的视角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本文拟就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的三个问题提出一点新看法,祈请识者匡正。 一 关于“奉旨”义和团问题 在义和团运动中,存在着“奉旨”义和团与非奉旨的义和团。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都没有注意到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组织,更没有论者将两者区分开来加以研究。把两者混同起来加以研究,势必把“奉旨”义和团的所作所为统统记在义和团运动账上,由此,不可避免地降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黑格尔悲剧“冲突论”的实质及其局限

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以其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为后来的各种悲剧“冲突说”提供建设性的因素。但这一理论在西方艺术理论界被片面地发展。这种片面性表现为把黑氏的悲剧“冲突论”归结为“善——善冲突说”。英国莎士比亚专家布拉德雷在运用黑格尔理论说明近代悲剧、尤其是莎士比亚悲剧时作了这样几句解释:“悲剧冲突不仅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更根本的是善与善的冲突”①美国剧作家亚培尔也明确说:“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黑格尔早已肯定,那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善与善之间的斗争。”②     

白先勇：父亲为台湾“止痛疗伤”

继2012年出版《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今年年中,作家白先勇与台籍历史学者廖彦博合作出版了关于其父的新作《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书中重寻“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白崇禧受蒋介石委派赴台宣慰、处理善后事务前后16天的历史片段。书籍封面是浓云密布中缝隙的天空,其寓意似乎也显而易见“拨开云雾见天日”。白先勇直言写作这本书是为了还原历史、填补空白。在他看来,虽然史观与史实是两回事,但真相只有一个。他认为没有什么比真相更能愈合历史悲剧带来的悲情。     

对“扶清灭洋”的再认识——义和团运动悲剧命运探析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壮烈的一页,它既使得帝国主义真正领略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也使得中国人民从庚子国难中真正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义和团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悲怆的一页,在“扶清灭洋”口号指导下的这一运动不可避免地归于失败,其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特定的经济结构、政治格局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     

金庸：凡有井水处皆有“金大侠”

在中国作家里，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凡有井水处皆有金庸小说。然而，金庸的伟大不只是因为他是平民文学的大师。也不只是因为他是香港《明报》的创办人，更关键在于，当古典中国的“庙堂”背弃了“历史正义”时。金庸通过他的小说创造了一个“江湖”，在那里。“侠”的精神就是“不服从的精神”，这既是寻找“历史正义”的一个通道，也是迈向公民社会的一个精神接榫。     

追求和谐的正义--柏拉图正义论及发微

柏拉图的正义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正义,正义的国家就是整体和谐的国家、正义的人就是德性和谐的人。但是,柏拉图所追求的“和谐”,不完全是正义的和谐,其正义观具有明显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正义是追求和谐的正义,其和谐是正义的和谐。     

死刑案件面临拐点

“通过正义的途径运输正义”是现代刑事诉讼的终极价值，而“保障一人权”、“司法公正”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法制的两大基点。尤其是对于死刑——这一“以国家名义合法杀人”的最高刑罚，究竟应该设计怎样的程序正义。以避免错杀、冤杀等悲剧，这既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一大主攻点。亦是屡屡引发坊间争议的一大敏感源。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死刑案件诉讼程序、死刑制度改革等等，亦随之成为法学界、司法界日益升温的重大议题．     

死刑案件面临拐点

“通过正义的途径运输正义”是现代刑事诉讼的终极价值,而“保障人权”“、司法公正”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法制的两大基点。尤其是对于死刑——这一“以国家名义合法杀人”的最高刑罚,究竟应该设计怎样的程序正义,以避免错杀、冤杀等悲剧,这既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一大主攻点,亦是屡屡引发坊间争议的一大敏感源。目前,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死刑案件诉讼程序、死刑制度改革等等,亦随之成为法学界、司法界日益升温的重大议题。     

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给予政治体制改革以什么启示?

我们党提出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党和人民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反思的结果。那么,对“文化大革命”的反     

《死刑复核周年记》专题报道之二——死刑案件：还需套上程序之缰

对于死刑——这一“以国家名义合法杀人”的最高刑罚,究竟应该设计怎样的程序正义,以避免错杀,冤杀等悲剧,这既是近年来司法改革的一大主攻点,亦是屡屡引发坊间争议的一大敏感源。近期由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的法学界、司法界精英人士就将“死刑”列为头号议题,试图为已经启动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贡献思想资源。“死刑”改革的囚徒困境2007年的时间大幕渐渐落下之时,一系列与“死刑”有关的消息,     

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一邓小平矢志不渝地倡导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其思想动力源于对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必然性的深刻认识。（一）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历史悲剧理所当然地被否定。然而，如何从根本上总结这场悲剧的历史教训，如何能从根本上防止该类严重错误的重现，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针对有的同志较多地从毛泽东个人思想、作风上寻找错误的情况，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比个人思想作风更重要”的观点。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①，“制度问…     

"正义必胜"的哲学意蕴与当代挑战

理解“正义必胜”的哲学意蕴,要从战争性质、人类大历史观及实现“正义必胜”的条件性和对“胜者正义”批判的角度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义必胜”的论述表明了战争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揭示了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胜利的必然性和维护正义的道德性。“正义必胜”是一种大历史观,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表明了正义战争的内在价值、人类的价值取向,赋予了人们以坚定的信念。“正义必胜”并不否定正义战争胜利的曲折性,战争的胜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义的一方也需要实力的支撑。因此,我们要在斗争中争取正义,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将道义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同时,要谨防强者对正义的利用,“赢者通吃”的模式会被历史所淘汰。     

论公安执法实践中程序正义原则的适用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推动了执法实践跨越式发展,但不能忽视法治化进程中执法规范方面仍存在的不足。程序正义理论期望以“看得见的正义”来实现价值,其被广泛运用到公权力行使的研究中,这与新时代社会治理法治化背景相契合。程序正义原则是这一理论的重要内容,从该原则出发探究公安执法典型案例,更有利于直观、多角度研究公安执法实践,从而为执法实践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南,对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分配正义的两种不同诠释--罗尔斯与诺齐克之对话

针对正义如何来分配,尽管罗尔斯和诺齐克都赞同正义首要性,但罗尔斯更为强调平等。他通过设定“原初状态”,在此基础上借助正义的两个原则来解除“无知之幕”,使得最少受惠者得到补偿,从而实现平等;诺齐克认为正义的首要问题不在平等,而在于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他借助“持有正义原则”通过“最弱意义的国家”来反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尽管二者对如何分配正义分歧很大,但他们都是围绕经济领域中自由与平等孰更优先的问题展开。罗尔斯和诺齐克的正义观的矛盾虽只反映了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观念的矛盾,对于如何达到分配正义的解答也存在相当不足,但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说,他们的正义理论和社会正义原则对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的非正义的问题均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柏拉图正义观的本质、特征及现代启示

柏拉图认为“正义即和谐”。和谐是柏拉图正义观的价值基础，也是柏拉图正义观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柏拉图正义观是一种整体性和谐的正义观，追求整体性和谐是柏拉图正义观的基本特征。虽然柏拉图的正义观有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仍有重大启示。公平正义应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整体性和谐的社会。     

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圆明园不仅是一处被焚的皇家园林,更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在她成为北京的一处旅游景点之后,“修复”、“利用”也随之而来。对这一集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于一身的文物,如何修复,如何利用是一重要课题。赵光华先生自七十年代初期便关注着圆明园遗址的命运,并为其免遭继续破坏奔走呼吁.他提出将圆明园放到重大政治历史背景中去认识的观点,提出先施行过渡形式、经过综合试点,达到完成“悲剧美”的修复思想,他的意见很值得有关部门认真考虑。不管怎样,“建设性破坏”应当立即制止,盲目的建设、投资也不可取,我们要珍惜这一份历史文化瑰宝。     

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阶段论” 福山理论2.0版,哪些修正了?哪些没有变?

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阶段论”,虽然福山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诸多调整和修正,但“历史终结论”仍然是贯穿于福山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历史哲学基础。后者只是在新的解释框架中对“历史终结论”作出某些修正。这暴露出福山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也反映出他作为一名美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其所坚守的仍然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要素和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自然保护地双机构管理模式的生态正义研究——生命权力运作的视角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其管理模式是实现保护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鼎湖山保护区因历史原因一直形成双机构管理模式。在此模式下，鼎湖山经过两种权力主体的事权划分，形成独特而稳定的生态系统生命权力运作体系，达成既不“生态破坏”，也不“生态威权”的生态正义局面，人际生态正义、人地生态正义和种际生态正义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民间文学悲剧作品漫谈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分别写信给拉萨尔,就拉萨尔的剧本《弗朗·冯·济金根》,集中谈了悲剧问题,批判了拉萨尔的唯心主义悲剧观,提出了著名的悲剧原则,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恩格斯所指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即是事物受必然性决定的现实性;“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则是和现实性相对的不可能性之一种。恩格斯关于悲剧的这些论断,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悲剧冲突的根本性质的概括。这和后来鲁迅的说法——“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本质上是一致的,具有一般悲剧定义的性质。恩格     

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 之死

一位历史学家临终前曾忧心忡忡地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性断裂。其全部后果将持续地影响中国至少几十年……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中国乒坛三杰,以及他们悲惨的结局。傅其芳之死1968年4月16日,从国家体委训练局大楼里,抬下了一具尸体。这尸体魁梧壮实,但已经是遍体鳞伤。从面部表情看,生前的痛苦全然解脱了,也不像以往上吊的人那样吐着舌头,好像他是非常平静而又深思熟虑地去迎接死亡的。他躺下了,不失是一位汉子;他站起来,更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