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良知”思想探论

“良知”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思想,通过对“良知”的背景、内涵及“致良知”的途径进行梳理,认为王阳明的“良知”是道德意识的主体,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研究王阳明的“良知”思想对我国当代公民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良知为本 知行合一——王阳明良知理论的中西对比研究

在王阳明的心学主张中,良知是一切的本源与目的,由于良知具有本体、至高和自由三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良知学说是王阳明的学术起点、核心与主线。通过引佛入儒、引道入儒,王阳明完成了跨越两千年的中华学术传承整合,从脉络上看,其良知的本体性源于道家,至高性源于儒家,自由性则源于佛家,所以我们可以说良知理论已经超越儒、佛、道成为一种全新的学说,这一学说又因其知行合一的实践主张,成为后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力和行动力的主要来源。     

王阳明的社会和谐思想

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一生兼立德、立功、立言。他的社会和谐思想建立在其良知心学哲学基础之上,提出为政以德的和谐治国论,实现大同理想的社会和谐状态。王阳明的社会和谐思想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王阳明思想演化的两个关键

本文主要是通过材料考证与疏理 ,对王阳明思想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点———“龙场悟道”与“致良知”———作出考察。首先 ,澄清了多为研究者所征引的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关于王阳明思想的“前三变”与“后三变”说法的来源。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对多为研究者所忽略的“致良知”教的提出在王阳明思想演变与最终形成上的关键意义进行考察、阐述。     

论法官的良知与司法公正

在现代文明社会,司法公正被公认为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作为守护者的法官则是此防线的最后保障。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之一,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而在法官构成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     

道德·价值·信仰——当代文化语境中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

王阳明良知思想的新向度诠释是新时代文化自信建设的重要价值观念资源之一,道德、价值与信仰是当代文化语境中王阳明良知图式的三重向度,三者各有侧重地分别呈现于学术、政治和生活话语语境中而又相互关联,构成了当代文化以阳明学为视阈的内在认知结构.道德向度的良知作为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之善和现实之善的统一,也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其中内含着价值确认;良知的价值属性以道德属性为基础,表现为道德向度的善恶向价值向度的好坏与是(对)非(错)的转化;良知的信仰向度基于对人之德性与价值的肯定,追求超越层面的自我实现,并在幸福感上找到道德满足与价值关怀、个体追求与社会认同的交汇点.当代文化语境中良知意蕴的新阐释,是对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体现,有助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     

是非之心如何知善知恶？——王阳明“良知”观念的感受与认知意涵

文章的写作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阐述狭义的良知--即是非之心--的不同意涵,以及它所支撑的道德框架。文章澄清了两种类型的良知：(1)作为道德判断之能力的良知;(2)作为道德知识和标准的天理良知。此外,文章也通过现象学的描述分析良知的不同特征,良知其它的特征将在另文讨论;如(3)作为道德动力的良知;(4)作为实践能力的良知。良知的这些面相为道德情感所贯穿。第二,在对良知特征的阐释中,文章对治儒家话语中关于良知天理所出现的两种理论问题。第一种理论将王阳明的良知观念看作对特定事件的固化认知,以及即时的反应。这种解读不能真正地认可良知扩展、反思、道德培养和制度革新之可能性。第二种理论将良知理解为不具有具体内容,而仅仅是抽象的本体。通过合理地理解,即从道德情感的视角来检视时,王阳明的良知学说既认可我们总是可以触及良知的具体内容,又提供了深化与培养的可能性。     

试论王阳明良知之“致”对于成圣的重要性

王阳明的心学圣人观,以"良知"为基础,对于"成圣何以可能?"这一儒家学者始终关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成圣"的价值源自于人的本然自足之心——"良知"。"良知"是每个人固有的先验主体,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也为普通人成圣提供可能性。"致"良知之功最终使人的"良知"完成从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内在的圣人观念得以现实化。良知之"致"分别从内在修养和外化德行两方面对成圣提出了要求。     

自由意志的假设与良知的呈现——康德与牟宗三的一点歧异

康德局限于经验知识之中,将自由意志看作假设,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他对道德的考察只是逻辑思辨地考察。牟宗三引进德性知识,断言良知的呈现,坚持认为人有智的直觉,能够认识到自由意志,对道德的考察应是体证式的考察。康德看重先验的道德法则,贬低经验性的情感,而牟宗三立足于良知的活动性原则,从应然与实然统一的角度,借助于儒家的道德“工夫”论肯定了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康德在解决至善问题时设定了上帝的存在,牟宗三则借助于无限自由心（良知）,强调德性与幸福的“诡谲的相即”,解决了圆善问题。     

寻找灵魂与良知—邰燕祥在当代诗坛的意义

邵燕祥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他的诗歌以其强烈的时代气息、真挚的情愫，显示了深厚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人格力量，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邵燕祥的诗歌创作及其在当代诗坛的意义，不仅是为老诗人的创作从学理层面上做一总结，寻求一个文学史上的定位，同时也是通过阐发诗人的创作成就与创作精神，对中国当代诗坛现状的一种表态。本期编发的三篇文章，第一篇认为邵燕祥是中国当代真正继承了鲁迅风骨的少数作家之一，对他的诗歌创作进行充分研究，可以推动和繁荣当代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建设。第二、三篇文章则涉及邵燕祥具体的诗歌创作，从作品探索诗人内在的精神气质。     

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特征及启示——“知识问题”的分析视角

关注“知识问题”是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特征。当前西方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中存在着公共安全知识的分立化、分散化、局部性、隐蔽性和知识性无知等“知识问题”？解决这些“知识问题”,对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具有现实的启迪意义。     

论侦查策略的认识论和逻辑学原理

侦查策略制定的起点是观察、调查访问和侦查描述等逻辑方法。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是从一定的人、事、物和场所等侦查策略对象到制定出侦查策略的中间环节,侦查策略措施的选择是在运用选言推理、比较等逻辑方法的基础上作出的综合决策。     

试论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

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性的前提是个体对道德教育的肯定和接受;而没有社会为个体提供履行道德行为的良好社会环境,没有社会对个体道德行为的认同,个体的良好道德行为将难以保证,只有把“个体认同”和“社会认同”有机地统一起来,道德教育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为道“与“为学“:中西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之比较

中西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都特别强调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核心地位 ,主张以人为本 ,具有浓厚的非宗教、反神学的意味。不同的是两者的“人论”观不同 ,对人的本质的不同把握和对“为人”价值的不同取向导致了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 :即“为道”的人文精神和“为学”的人文精神。本文通过两者的比较 ,认为真正的人文精神则是两者有机的融合     

公民荣辱观教育中的"知"与"行"

“知”与“行”是公民荣辱观教育的关键环节。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自身道德意志薄弱、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以及其背后的经济因素的左右等原因,致使一些人虽知荣明耻,却没有在实际行动中一以贯之。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强化公民荣辱观的宣传教育,改良社会风气,理顺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践行提供内在动力和外部支持。     

“法表儒质”:清代刑名师爷理案原则初探——以“绍兴师爷”汪辉祖为例

刑名师爷是清代司法正常运作的重要角色之一,故而探讨其处理案件过程中的原则,是认识清代刑名师爷本人及清代司法理念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对“绍兴师爷”汪辉祖理案时诸如宁人息讼、详审慎断、准情用法、示民以信原则精神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其“法表儒质”特征。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及对策措施

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课题,主要表现在西方文化两面性的不断渗透、市场经济两重性的巨大影响、现代网络双重效应的不断显现、＂四个多样化＂给人们思想行为带来了新变化这四个方面。为此,必须明确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三大战略性新任务：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思想教育与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原则,严格遵循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行为准则;必须努力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方法,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必须改进党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建设一支坚强的政工队伍。     

公共生活中的＂代表＂：角色与行动

在以代议制为基础的现代国家中,作为名词的"代表"(角色)怎样产生,在技术上的难题大体解决;但作为动词的"代表"(行动)怎样运作,则存在重大分歧。无论是站在民粹立场,主张强制委托,还是站在精英立场,主张代表独立,都无法克服"代表"观念的内在紧张。事实上,代表与被代表者的拔河贯穿了整个代表关系,承认他们的不一致,努力重构二者之间的平衡,既防范代表的滥权(过热),又避免代表的无为(过冷),或许才是破解悖论的现实出路。     

正确把握"高与低、虚与实、新与旧"三对关系--略谈当好公安机关"一把手"的知与行

要当好公安机关的"一把手",就应该把握好"高与低、虚与实、新与旧"三对关系,并努力在知与行上下功夫,在"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保平安"的进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知与行的水平.     

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东北亚安全合作——地缘环境、意识形态与一般原则

东北亚正处于国际秩序再造的重要转型期,其独特的安全环境与安全结构,加之复杂的历史因素与意识形态,造成了这一地区巨大的安全压力。疏解东北亚安全压力的最佳方案是,规避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倡导多边性质的区域主义,促成东北亚安全合作,建立东北亚安全新秩序。为此,必须坚持平等互利、互信协商、互相尊重和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开放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