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汇储备激增与当前流动性过剩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呈现出激增态势。外汇储备的激增直接引发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而流动性过剩既使我国当前面临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也使我国房地产领域和股市出现过热迹象。外汇储备的激增与我国多年来实行不当的出口退税政策、人民币汇率政策及直接利用外资政策等一系列国际收支政策密切相关。为从根本上改善外汇储备激增现状及流动性过剩问题,我国应重新设定国际收支政策的目标,具体政策的调整应从适度调低出口退税率、逐步建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决定机制及在数量、投向上限制外国直接投资三个方面入手。     

加强宏观调控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平稳与否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实行权力下放,地方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和发展。但新时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有的隐性规避中央宏观调控,有的公开与中央政府"抗衡",有的预期政策、提前行动。这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干部评价机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没完全理顺、地方政府的行为越位和错位、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行为与约束机制弱化、中央宏观调控"一刀切"等原因导致的。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大力维护中央权威,明确中央与地方权限,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地方政府“候任”主官看点

地方政府人事调整密集而又谨慎,体现了中央通过组织人事安排推动政策贯彻落实的传统进入2008年1月,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地方政府换届。分析人士称,不出意外,此前上任的代理省(市)长、自治区主席将于此时转正。     

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诸多两难,均源于汇率稳定与币值稳定的冲突。由于汇率刚性或黏性所引发的政府干预有溢出效应,本币被动超发使得失衡出口转内销,并导致宏观调控的微观化。后危机时代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亟需进一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具体而言,一要提升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加快市场取向改革向要素市场扩展;二要克服非理性的浮动恐惧症,促进顺差式外部失衡平稳调整;三要让汇率政策归位,优化政策组合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消极与积极:宏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困境——基于制度分析的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地方政府逐渐与中央政府成为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诸如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等,给了地方政府在紧缩性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与中央政策博弈的动机;而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惩戒力度明显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博弈动机。本文认为,正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了地方消极对待中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赶超战略的历史任务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进入了制度供给的困境。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

我国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改革,这对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分税制下,地方财政压力日益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治理环境的动力不足,造成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日益恶化。以我国财政分权实践为背景,探讨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协调中央地方财权和事权的关系;进行官员晋升考核制度改革;转变政府发展理念;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退税改革不再“搔痒”

10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自此,酝酿已久、传言颇多的出口 退税机制改革方案终于在人们焦灼的等 待中凸现全貌。细读方案,其呈现出三大 特点:一是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 整,自2004年1月1日起,按现行出口 结构,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将降低3 个百分点左右;二是,按照75:25的比例 建立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出口退税 的新机制;三是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出口 退税的支持力度,同时累计欠退税也全 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充分认识人民币向自由兑换货币发展的渐进过程

与其它国家一样,我国的汇率政策及其改革要逐步解决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汇率制度的选择,即依据什么准则确定和调整汇率;二是汇率水平的确定,即根据已确定的汇率制度来具体确定和调整汇率水平。1994年我国实行新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建立了统一的外汇市场。至于汇率水平,通常认为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物价水平、国际收支尤其是进出口状况等因素与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协调配合、灵活调整目标汇率。可以看出,我国新的外汇管理体制有了实质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外汇市场,并放开了汇率。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外汇管制仍较为严格,外汇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远远不够,人民币向自由兑换货币过渡将会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2007年,中国经济五大主题词——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精神

问题即主题。2007年,中国经济将在解决新老问题的过程中.围绕改革与发展的五大主题推进。宏观调控:"双稳健"政策不变宏观经济中"三过"问题不容忽视:外贸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解决这三个相互纠缠的问题,是明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从货币政策来讲,进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改革中的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所作的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和调整取得了显著成效,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的状况已有较大改观.但传统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根除,同时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应采取以下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一是提升中央政府的权威及其宏观调控能力;二是建构中央与地方的优势互补关系;三是加快经济性分权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步伐;四是明晰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     

影响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策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政策执行体制因素、中央政策因素、地方政府因素与中央政策对象因素。提出这些因素并进行系统分析 ,是实现确保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前提。     

我国边境贸易政策研究综述

在边境贸易政策与WTO的关系研究上,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的边境贸易政策不完全符合WTO规则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边境贸易政策对贸易的作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优惠政策有"短期化倾向";优惠政策落实难;收费过高;出口退税政策落实难;进出口配额管得过死.在边境贸易政策调整完善上,应调整边境贸易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定位;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建立支持边贸发展的财政政策;创新边贸金融政策;完善边贸特定进出口商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政策;清理和规范边贸收费;积极推进边境地区出口加工区建设;应积极研究和制定地方的边境贸易政策.     

宏观调控为何如此频繁

由于经济体制的不成熟。企业在产业选择上发生的“潮涌现象”，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的博弈，导致我国目前相对频繁地进行宏观调控，既有客观需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稳健”是“积极”的新解读

<正> 1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这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基调将回归中性,为大约一周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了指引方向。在当前通胀压力背景下,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格外引人关注。它的判断和决议不仅决定着2011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     

蓝色经济区建设中的地方合作机制与模式研究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需要建构适合自身特点和需要的地方合作机制与模式,而且随着经济区域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已有的地方合作机制和模式不可能一成不变,需要不断地调整与变革。蓝色经济区建设后,区域内各地方之间关系随着区域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渐紧密,相互依赖程度逐步加深,地方自主合作的愿望也逐渐增强,地方创新型合作模式就会萌芽、成长、壮大,地方合作模式也会呈现出中央诱导型合作模式与地方创新型合作模式并存的局面,但其主导地位慢慢向地方创新型合作模式位移,并将取得主导地位,而中央诱导型合作模式逐渐淡出。地方创新型合作模式,可划分为两种具体形式的合作模式:即互惠模式和补偿模式。     

国务院机构职责详说

国务院机构职责详说（续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职责：拟定和执行财政、税收的发展战略、方针政策、中长期规划、改革方案及其他有关政策，参与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运用财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社会财力的建议，拟定和执行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政...     

制度竞合：中央与地方关系演进的必然趋势

地方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激活了当地经济，但中央对这种创新行为回应的滞后甚至默许又造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制度罅隙，进而形成地方保护。因此，必须通过分化政府职能、调整权力结构、健全决策过程以及重构绩效评估机制来实现中央与地方的制度竞合。     

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创新动因研究——基于北京、上海和浙江的分析

人才政策创新是深化人才发展机制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文章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人才政策制定参与者的深度访谈,从内因、外因、制约因素等三个角度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人才政策创新的动因模型,并以北京、上海和浙江等三地人才政策创新过程的分析来看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发现:中央战略及政策的引导、地方政府战略的调整是各地人才政策创新的重要动因,三地在府际竞争和府际学习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进行政策的调整和完善。目前,三地人才政策创新还面临共同的挑战,包括如何增强人才政策的灵活性、如何避免人才政策的同质化、如何加强学习资源的共享,以及如何加强统筹的系统性。     

规范央地职权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各地屡屡出现“蚕茧大战”、“啤酒大战”、“汽车禁入”等以行政手段封闭地方市场的保护主义做法,在不同领域延缓了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宏观目标,进而对市场经济的完善造成了损害。而随着地方经济自主权的扩大,在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地方有着强烈要求扩大财源的动机,一些举动已经损害了中央权威。这一方面表现在征地、拆迁等过程中关心群众利益不够,影响到党和中央政府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则表现在面对宏观调控等大的经济调节动作时,依然有地方试图“暗渡陈仓”,典型的如去年的“铁本事件”。尤为令人担心的是,改革开放后历经几次宏观经济调整后,一些地方官员出现这样一种“误读”:只有打中央政策的擦边球,才能在发     

四次区域政策调整评价

中央的政策提供区域发展的启动机会,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速度,市场原动力的 形成决定了政策调整的成效,而外向型和内源性经济的良性结合将是区域优势能否持续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