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研究

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当前,腐败面临的窘境已凸显在世界各国政府面前,各国开始探索防止利益冲突问题以打破社会发展的瓶颈.从学术角度来看,既要从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视角对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进行理论解读,又要挖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核心要件.从实践角度来分析,既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支持网,搞好系统配套工程,又要落实防止利益冲突的各项举措.归根结底,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势不可挡,实现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化与法制化,建立防止利益冲突过程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合作共担责任机制迫在眉睫.     

高等院校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公共角色承担的公共职责之间的冲突,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被认为是预防腐败的有效制度安排。当前高等院校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正面临着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缺乏利益冲突风险评估、缺乏独立审查和监督利益冲突机构、文化缺失等困境。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新领域,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措施:要明确界定与高校管理人员及教师职责产生冲突的私人利益的类型和行为,合理介入教职员工的个人生活;制定科学的利益冲突风险评估体系,提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有效性;在国家层面建立防止利益冲突的伦理法规,完善整合现有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法规;加强综合配套措施,完善利益冲突管理流程。     

利益冲突的廉政价值探究

正作为一个廉政概念,"利益冲突"在20世纪中期开始被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诸如加拿大、美国等都建立了以防止利益冲突为核心的反腐制度,而我国对利益冲突概念的关注较晚。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将"防止利     

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及其效应分析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制度演变关系到现阶段制度反腐的成效。受实践进程中各阶段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不断进行演变调整并呈现出了概念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演变特征。针对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演变中的适应性效率不足问题,需要以制度适应性效率为目标优化制度环境,破解"制度僵滞",强化防止利益冲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容耦合性,最终促进约束绩效达至"帕累托最优"。     

论有效构建防止利益冲突机制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紧要任务，就是要深刻认识防止利益冲突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利益冲突的性质特征，有效构建防止利益冲突机制，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防止利益冲突视野下的利益观教育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推动廉政建设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利益观教育则是从思想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础,加强利益观教育,有助于增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反腐败的效果。利益观教育是上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形成合力：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观教育体制机制,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运用利益激励机制,提高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积极性。     

防止利益冲突:预防腐败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

“防止利益冲突”作为一个廉政概念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西方对“防止利益冲突”问题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的制度安排上都已经比较成熟.“防止利益冲突”概念是预防腐败制度安排的逻辑起点,更能给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一个合理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借鉴国际经验,以“防止利益冲突”为核心,建立完善我国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效预防腐败.     

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架构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实现由共治到善治的应有之义,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畅通、高效、无缝隙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才能更有效地推进社会治理由共治实现善治,突破单边权力失灵的困境。当前适合中国实际的预防化解多元治理主体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主要包含灵活的主体参与制度体系、严格的过程监督制度体系及完善的利益保障制度体系三个维度。     

美国防止利益冲突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防止利益冲突法是国家为了厘清公益与私利的界限,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防止公职人员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或以职谋私）,保证其廉洁从政的法律规范。美国是防止利益冲突立法较早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国家。美国成功的秘诀是：法律可操作性强,监督有效、到位,相关配套制度完备。虽然我国在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停留在党纪政纪层面,缺乏权威性、强制性和威慑力。我国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设计粗糙,可操作性差,加之监督不力,相关制度不完善,因此,成效甚微。为了有效遏制和预防腐败,我国应当尽早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同时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如《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务公开法》、《行政程序法》、《新闻法》等。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研活动防止利益冲突的政策实践及启示

目前,由于我国有关科研活动利益冲突的制度不够完善,科研活动中的利益冲突现象屡屡发生,已经严重影响到高校科研活动的正常开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防止利益冲突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包括研究机构必须制定有关防止潜在利益冲突的政策;在科研活动中,研究人员感觉到有涉及利益冲突内容的,应自行回避等一系列有关利益冲突的披露、回避、管理与消除、调查与处罚的内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设置了专门机构和人员,为学校的教职工和所有学生提供科研诚信方面的咨询及负责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及处罚。因此,有必要借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科研活动利益冲突防范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科研活动利益冲突的现状,从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等方面采取措施,建立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政策体系和监管机制,促进我国的科研事业健康发展。     

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实践探索及其成效经验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不仅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自觉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维护公平正义的目标导向和防止利益冲突的路径方向,不断致力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着力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的发生,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初步建立,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运动和权力反腐败向依靠教育和制度反腐败的转型．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     

高校廉洁课堂的理性分析与路径选择

打造高校廉洁课堂,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廉洁高校的重要保证,是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高校教师要把廉洁教育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常抓不懈,自觉把廉洁教育纳入到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中,通过廉洁课堂的打造,营造鲜明的高校廉政文化,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清廉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     

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的构建

腐败心理的形成有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的渐进过程,并经历认识蜕变、心理畸变、人格裂变等不同阶段。在腐败行为中,认知的蜕变、心理的畸变和人格的裂变是互相联系和渗透的,共同构成腐败心理的一般特征。要从源头上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廉政心理教育。构建集廉政心理教育机制、自我心理约束机制、腐败心理预警机制、腐败心理矫正机制为一体的廉洁从政心理教育体系,以筑牢廉洁从政的心理防线。     

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初探

先进的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具有导向、教育、凝聚、规范功能,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软支撑作用。建设先进的反腐倡廉制度文化是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然发展趋势,而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滞后是影响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着力推动反腐倡廉制度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反腐倡廉制度观念、制度制定的质量意识、制度执行的自觉性。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亚文化与廉政文化的冲突及其消解

廉政文化建设中如何对待亚文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工作圈是当前亚文化集结聚合的三个主要领域。在廉政建设中,它从深层次制约和支配个体的行为和社会活动,对廉政文化或者起着某种补充、强化作用,或者起着干扰甚至消解作用。调和亚文化与廉政文化之间的冲突,东西方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路径,但“和而不同”是应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论我国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包括高校廉政环境文化建设、高校廉政精神文化建设、高校廉政行为文化建设和高校廉政制度文化建设四个方面。采用材料分析法初步提出选取的指标,依据AHP法确定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权重值,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对六所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状况进行实际调查。由此得出,目前我国高校在廉政建议奖励制度建设、廉政学术氛围、廉政育人氛围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同时,通过高校廉政文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体现了其预测和引导功能。     

湖北红色廉政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湖北红色廉政文化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湖北地区所创造的特定区域的廉洁文化。近年来,湖北省通过开发和保护红色物质文化遗产,建立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等形式,创新了红色廉政文化的传承方式,在红色廉政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目前在继续深入发掘和利用红色廉政文化资源方面仍面临经费投入不足、思想认识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健全和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难题。只有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创建红色宣传平台、理顺体制机制等途径,才能确保红色廉政文化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建设廉洁城市：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实践的新探索

“廉洁城市”本质上是对城市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定位。建设“廉洁城市”有助于破解当前的反腐败困局．实现反腐倡廉实践路径的新突破。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廉洁城市”建设包含廉洁政府、廉洁市民、廉洁市场、廉洁社会等重要要素,各要素间相互关联,构成权力监督体系、市场诚信体系、社会道德体系等基本框架。建设“廉洁城市”,既要汲取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积累的核心智慧,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又要学习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少走弯路、错路;既要完善以各项反腐倡廉制度为重点的城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高科学反腐、防腐的成效,又要激发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城市廉政建设的热情,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反腐倡廉的主体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