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塑

由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和冲突性影响了治理的有效性,对其进行系统性改革成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当前,二十国集团(G20)处于重塑全球能源治理架构的有利位置。G20包含全球主要经济体,其成员既包括能源生产大国又包括主要能源消费国,其能源贸易量占全球的近60%。G20的政治优势在于其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导者联合起来,为共同应对全球性议题提供动力。目前全球能源治理议题日益融入到G20领导人峰会的议程之中,已有一些关于能源问题的工作项目,但大多集中于技术性议题,尚未对全球能源治理体系进行整体分析和通盘考虑,但依然为我们完善该体系提供了机遇。G20应该在领导力建设、针对性政策、绿色发展、大国协调等方面积极行动,努力在全球能源治理中扮演核心角色。     

从应急机制到合作平台G20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机制

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深化的严峻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新国际合作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G20机制为基础的全球协调应对的成功经验表明，全球经济治理应当超越旧的框架，去探寻新的模式。从首次召开G20峰会到被宣布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仅仅经历了一年时间，这固然体现了G20峰会在全球协调应对金融危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它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被匆忙机制化的，也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只有扎实推进G20的机制化建设，才能确保它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该并且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理念为G20发展注入新内涵

正诞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紧要的关头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机制,自创立之初就成为了引领全球经济危机治理的重要平台。时至今日,G20业已成为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平台。中国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在进一步创新和强化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全面提升G20全球治理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赋予了G20这一全球     

浅议G20框架下的中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CSSCI

作为应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相似的战略考量促进了中印在G20中的合作,增强了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两国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G20机制的内在特点等因素,也对两国的G20合作形成了制约。从未来看,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容低估,中印需要重视G20的价值,通过建立两国G20事务合作机制、加强对G20的联合研究、把握G20合作重点、推动G20机制改革以及稳定中印双边关系等措施,不断拓展并深化两国在G20中的合作。     

浅议G20框架下的中印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作为应对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G20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机制,为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机遇。相似的战略考量促进了中印在G20中的合作,增强了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但两国间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G20机制的内在特点等因素,也对两国的G20合作形成了制约。从未来看,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不容低估,中印需要重视G20的价值,通过建立两国G20事务合作机制、加强对G20的联合研究、把握G20合作重点、推动G20机制改革以及稳定中印双边关系等措施,不断拓展并深化两国在G20中的合作。     

G20转型面临的难题及破解之策

G20正在发生两大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从周期性政策向结构性政策改革转型。但G20的转型面临自身一些机制性难题的制约以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消极态度的掣肘,前景充满变数。G20转型及其建章立制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应通过加强G20机制化建设、提高G20功效、以正式国际组织辅助G20非正式机制、使G20议题设置适应长效治理新形势,以及加强中美在G20机制建设方面的协调等方式,有序有效地推进G20改革和转型。G20杭州峰会将打下中国烙印,有望成为G20转型的新起点。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全球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间合作及能源治理的必要.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安全风险正在降低,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在这一变局下,现存能源治理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在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基础上,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的转移:G20与大国的战略

G20机制的形成被认为标志着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发生了转移,可是G20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挑战。一方面,虽然欧洲倾向于加强这一机制,但美国仍然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和维护者,日本则极力反对以G20取代G8;另一方面,自身实力的限制和国内问题的掣肘势必影响新兴大国在G20中发挥更大作用。全球经济治理力量重心的转移是大势所趋,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应该积极促进G20的发展,为推动这种转移做贡献。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正2016年,中国挑起G20主席国的重任,这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发展面临诸多挑战、G20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对中国、G20乃至全球而言,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作为危机中诞生的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G20一直朝着恢复世界经济强劲增长、促进国际贸易、扩大全球投资、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方向不断探索,致力于打造发达国     

疫情冲击下的全球治理困境及其根源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凸显了国际合作的缺失。面对疫情冲击,不仅以G20为主要平台的大国协调机制和以WHO为中心的全球健康治理框架乏善可陈,欧盟、东盟、非盟、阿盟等众多地区合作框架也无所作为,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的框架。大国间抗击疫情的合作不仅难以开展,还频频出现了责任转嫁、物资劫持、"脱钩"等现象。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失效的主要原因在于治理机制设计存在赤字,医疗资源仍然集中在国家手中,国际机制缺乏调动国内资源的合法手段,造成治理能力不足。这一赤字在应对小规模的疫情方面尚可支撑,在应对全球性疫情方面明显不足,由此决定了各国在疫情冲击下除了回到国家治理轨道外别无他途。因此,疫情治理暴露出来的问题要求全球治理合作走向深度全球化的新阶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必将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合法性、有效性与G20机制改革

本文讨论了G20机制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对有效性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分析G20机制转型对有效性的影响说明了G20机制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将更加突出。本文认为,对于G20而言,通过机制改革来缓解合法性困境已变得日益迫切。为增强自身合法性,G20需要强化部长级会议的相互评估功能,提高其进程的开放性,加强其成员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制度化联系。在G20向长效性治理机制转型过程中,中国既需要积极参与政策协调和议程塑造,通过加强与其他新兴大国协作及争取部分发达国家支持来提高议程塑造能力;也需要为增强G20合法性力推G20机制改革。     

非正式性与G20机制未来发展

G20 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国际机制,判定的主要依据是: G20 机制的建立没有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或宪章作为基础,机制建立后达成的国际协议和国际承诺也不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一方面,从国内 - 国际政治互动的角度看,非正式性使得 G20 机制具有协调国内 - 国际两种政治需求的优势; 另一方面,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非正式性使得 G20 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因而,在 G20 机制未来发展中,非正式性应继续予以保持。     

G20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动力、议程与影响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作用日益不可或缺。这种重要性是由其内在属性决定的:一是机制内包含诸多主张减排的欧盟国家;二是集团内国家派别的划分与UNFCCC框架内谈判的阵营高度相似,具有谈判的连续性;三是气候变化问题被反复嵌入经济议题,成为制度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外部关系上,全球气候治理的延续性为G20机制提供了讨论和形成减排行动的不同时空条件;与UNFCCC的互动,保持了G20内基本相同的气候议题,责任、资金等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内在属性和外在关系,G20获得了持续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动力,其影响体现在:以UNFCCC框架下谈判为基础的政治再承诺;通过规范或政策倡议为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内容与原则。     

后金融危机时代非洲国家对亚洲的战略性依赖

21世纪之初，世界格局面临大动荡和大调整的历史转折时期，非洲与亚洲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新接近与合作。这种接近、合作及互为战略依托的趋势注定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非洲国家认为在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大背景下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二十国集团（G20）已迅速成为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提升新兴大国影响力的主要国际机制和重要平台之一。虽然非洲国家认为自己在G20中的代表性不足，但仍乐见从G8到G20的全球治理机制的转变，并希望加强与新兴大国的合作并从中获益。在涉及国际政治核心权力重新分配的安理会改革问题和气候变化问题上，非洲也十分倚重亚洲的支持与合作。     

当前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化困境及应对之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应对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由此拉开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序幕。然而,受金融危机以来国际关系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的影响,G20自身的机制化困境也日益显现,成为其成长为"全球经济治理新架构"的重要制约因素。G20给崛起的中国提供了推进国际治理体系和平转型的抓手,中国应当充分利用2016年作为G20主办国的机会,努力推动G20的机制化建设,为和平发展事业创造有利条件。     

全球经济治理:新挑战与中国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正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以及规则竞争加剧等复杂而严峻的局面,需要凝聚新共识并激发新的合作动力。以G20杭州峰会为标志,中国已经确立了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的新方向,正强化内外统筹、机制建设和智力支撑。未来中国要进一步结合自身发展转型的优先领域和节奏步骤,以G20和地区机制建设同步推进为抓手,促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有效。     

G20机制化建设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小集团视域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探析

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化建设使命举世瞩目,G20峰会为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最佳沟通平台,各集团利益的交锋博弈构筑着G20机制化的未来国际关系基础,并直接左右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程。如何保障世界经济永续发展,是G20机制化建设中的一项重大课题。G20作为中国真正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唯一有效平台,蕴藏着丰富机遇及巨大国际协调红利,也意味着诸多制约因素和潜在风险,中国之于G20机制化建设的态度、立场及应对战略势必引领世界政经格局的未来演绎。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述评

本文对有关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的研究进行了述评。既有研究议题包括G20的治理表现、G20的非正式性、G20的合法性、G20的有效性以及G20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本文对其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G20议程设置机理、G20政治共识的形成条件、G20成员如何履行承诺、G20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四个G20与全球经济治理研究议程中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东盟能源治理：一种机制变迁的视角

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国际石油危机开启了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化进程。历经20余年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框架于1999年大致形成。此后,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显著变迁:第一阶段是应对全球性高油价的2000年至2008年;第二阶段是以东盟共同体建设为主要任务的2009年至2015年;第三阶段是东盟共同体建成之后的2016年至今,东盟地区的能源发展开始进入与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相融合的阶段。每一阶段的东盟能源发展都具有其鲜明的特点,其能源治理机制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变迁的动因同样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结合国际机制变迁相关理论,本文将上述三阶段东盟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动因分别归结为三点:一是外部冲击:21世纪初期的全球性油价高涨;二是制度环境: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三是认知因素:全球能源发展观念的转变。此外,东盟能源治理机制的变迁也受到了内生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的能源问题,亦是导致其能源治理机制变迁的重要助推因素。     

俄罗斯与G20:新型大国协调视阈下的利益诉求与动力机制评析

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至2017年汉堡峰会期间,美、英、法三大国首脑先后更迭,国际时局随之风云变幻,2017年度峰会因此被称"史上最艰难一届峰会"。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单边主义政策、退出《巴黎协定》决定以及美欧钢铁税收争端等议题,使大国之间的分歧错综复杂甚至难以调和。未来如何推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有序演变?如何促进新型大国协调机制下G20成员良性互动?评述俄罗斯G8全球治理参与经验,解读相关大国矛盾根源及历史教训,透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的G20利益诉求与动力机制,将为准确评估俄罗斯G20战略立场,强固中俄G20战略双边合作,提升全球多边治理机构中的新兴经济体话语权,以及中国有效制定G20战略提供可行性论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