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共产党的为民情怀

“如果说地震是难以避免的自然灾害，那么排除堰塞湖险情，确保群众安全，就是我们的责任。”这是6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二次察看唐家山堰塞湖时再三叮嘱抗震救灾一线人员的一席话。真切的话语凸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光辉。     

政研室

唐家山堰塞湖解除黄色警报据新华社消息,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指挥部决定从6月11日下午4时起解除唐家山堰塞湖黄色警报,这意味着这座震后最大的堰塞湖险情已解除,绵阳市、遂宁市疏散撤离的24万多群众可以安全返回家中。     

鲁甸震痛

<正>云南鲁甸"8·03"地震,6.5级的地震,造成上百万人受灾,超过600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和之前彝良地震一样,震级较大、震源浅、人口密集、灾区房屋抗震性能差是鲁甸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痛定思痛,比抗震建筑更稀缺的是当地人的防震意识,比"志愿添堵"更可叹的是外来者的"到此一游",比余震不断更令人揪心的是日晒雨淋下的震区堰塞湖,比死神降临更虐心的是未来漫漫长日里的孤苦无告。为伤者祈福,愿逝者安息,鲁甸不倒,中国不老!     

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缺陷与监督策略研究

目前,受传统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存在着“堰塞湖”现象,具体表现为：民间借贷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由于金融管制下的民间借贷行为无法找到充足的合法出口,导致民间借贷行为双方尚未认识到科学投资途径的现实意义。此外,我国现有的民间借贷法律监管机制仍不完善,例如,该监管机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监管制度,加之在市场经济模式下,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特征,为民间借贷的法律监管机制带来了冲击与挑战。本文通过深入研究民间借贷法律监管机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其主要表现为：监管规则表达上的缺陷、监管权益保护上的缺陷,以及政府与公共利益失衡导致的制度缺陷。研究得出立法部门与相关部门应坚持民间借贷监管原则,完善法律监管措施的现代化思路,从而提升监管对策的有效性与实施性。     

手指不重要，所指才重要

一个老和尚伸出自己的食指,问小和尚：“这是什么？”小和尚回答说：“这是一。”老和尚又问：“再想想,这是什么？”小和尚想了想,回答说：“这是手指。”老和尚接着问：“你再想想,这是什么？”小和尚想了想,回答说：“这是食指。”老和尚继续问：“你继续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小和尚冥思苦想,翻来覆去地说：“一、手指、食指。”     

建立一门“文革学”

研究文化不应迴避“文革”。“文革”并不仅仅是党内斗争,它也是当代文化的一把钥匙、一种密码,具有文化发生学的意义,应当成为学术研究对象。我提议建立一门“文革学”。过去说“敦煌在国内,敦煌学在国外。”现在是“文革”在国内,“文革学”在国外。目前国外有关文革史的论著、资料汗牛充栋,而国内几乎是空白,这是一种耻辱。在文化史上,“文革”不知比敦煌重要多少倍。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一是有个老子,二是有个“文革”。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社会运动,“文革”     

论析日本的“台湾帮”

日本的“台湾帮”正式形成是1973年3月,当时它出现两个组织形式,一个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它是“台湾帮”的“老巢”和“据点”,堪称集“台湾帮”之大成;另一个是“青岚会”,它是一批年轻的自民党右翼议员组成的。这两个组织幕后策划者均是岸信介。有人认为,“台湾帮”的形成可提前至1957年。“1957年2月,岸信介政府成立后,自民党内形成了台湾帮”。①还有人认为,可追溯到1949年的“白团”。②所谓“台湾帮”是战后日本自民党内的历史上参加     

“纯朴”的异见

抱怨头头容不得异见,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容不得异见,在某些人看来不算侵害自由,只是“作风不民主”。不民主,与“人民共和国”之精神相悖,照说也是很大的问题。但往往搞起“自我批评”来,一些人笑嘻嘻地说自己“在具有开拓精神的同时作风不够民主”,脸上是一点红颜色都不带的。盖民主只是“作风”而非制度,与“魄力”、“开拓精神”一比,究竟是小节,只要事情办成,不要说“作风”差一些,便是“霸王硬上弓”又如何? 然而,在“民主评议”的当口(这是专门“发扬民主”的时辰),“作风”也显得有些重要     

话说当年廉租楼（外二篇）

在北京的“廉租房”之外,还有“廉租楼”。所谓“廉租楼”有两种,一是1958年“大跃进”中建的“公社大楼”,二是文革中建的“简易楼”。如今,这些“廉租楼”大多数列入危楼范畴了。     

尚未“破题”的问题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此后,人大的工作被总结成“立法驶入快车道”,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框架搭起来了。1997年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并将之明确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自此,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逐渐深入。 虽然,对大权在握的“一府两院”实行监督,人大往往有心无力。不过,按照学者的说法是:监督问题毕竟已经“破题”。真正等待“破题”的是“代表问题”。     

孙中山斗不过康熙?

孙中山斗康熙,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别误会,我说的是“戏”。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同时推出了两台大戏:一是一套节目的《孙中山》,一是八套节目的《康熙王朝》。众所周知,一套是中央台的“台柱子”,把《孙中山》安排在一套,当然也是“隆重”的意思。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孙中山》输给了《康熙王朝》——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是“康熙”,人们茶余饭     

“泡沫名人”现形记

“泡沫名人”是喜欢“乱世”的,因为“乱世出英雄”。美国小说《飘》里的主人公说“天下大乱时,是发财的好机会”,香港一位经济学家说“市场经济的精神就是以乱对乱”,这些话都是“泡沫名人”们所喜欢的。要是谁能论证出“市场经济就是泡沫经济、投机经济”的话,“泡沫名人”真恨不得立即为他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泡沫名人”是标榜自己很有钱其实却欠了银行很多钱的人。他喜欢说自己有多少亿资产,哪怕早已债主盈门资不抵债了,他仍然可以做到大言不惭,心跳而面不改色。“泡沫名人”是保证只要你把钱交给他就可以高枕无忧获得暴利的人。但实际上,他手里可能连一个像样的项目也没有。“泡沫名人”也钻研“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出名”,因为出了名就能     

看台湾文化商人如何发迹 “文商之道”大行其道

文化与商业以往是两条互不接轨的平行线。一条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另一条是“一切向前看,更要向钱看”。似乎文化人与商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直至近年来有一种“儒商”的说法,以“阳光下的利润”洗刷以往“无商不奸”的形象。姑且不     

为教师“炒更”一辩

“炒更”一词,越来越多地挂在人们的嘴上,涌上人们的心头。它是广州方言,约等于普通话的“捞外快”。但从字面上如何解释?笔者曾请教过几位名家,都似乎语焉不详。有人说,“炒”就是象炒菜一样翻来翻去,活动频繁;“更”则是三更半夜之更,引申为夜里活动。《新华词典》列了“外快”条目:“指正常收入以外的收入(多指来源不正当的)。”用它来解释“炒更”也许符合人们的观点。不过“捞外快”不一定是在夜里活动;“正常收入以外的收入”.“来源”未必都“不正当”。自然,有些是不正当的,如在上班时间干私活,以至违法乱纪等等,对这些人     

"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不同于传统发展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强调了“以人为本”。它以“以人为本”与传统发展观的以物为本、以追求速度增长为本相区别。“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与核心。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其他方面的发展,归根到底都是为了人的发展。怎么理解“以人为本”中的“人”?怎么理解“以人为本”中的“本”?这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两个问题。一、理论界关于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认识关于“以人为本”中的“人”的错误理解。在理论界,有的学者把“以人为本”中的“人”理解成抽象的人,是具有独立个性的人。他们认为,“以人为本”的…     

时髦的女律师

“你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山大学法律系有一个班的学生80％的答案是“律师”。“为什么呢?”“时髦。”有学生说。“富有挑战性。”更多的学生补充道。“收入是一个谜。”也有学生嘀咕。“如果你当上了律师,将怎样开展工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学生们同声背诵起一句话。“事实——事实在哪里呢?”提问题的,是到该校进修的深圳市律师事务所的一位青年女律师。她告诉学生们:     

工会活动与工会组织的魅力初探

什么叫活动?何谓魅力?“活”字的本义是:生存,能生长。“动”指的是改变原来的位置或表示动作行为。“活动”可以引申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行动。“魅力”则指的是很能吸引人的力量。笔者将“活动”二字理解概括为:“活动”是一种思维方式,是想和干的过程;也就     

美国大选的多维透视

从今年1月到美国,近1年间,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报纸、电视上发现“Campaign 2000”一词。Campaign真是一个生动形象的词语,它既是名词又是动词,是“竞选”是“战役”,是“宣传”是“游说”,是“运动”。运动了,运动了,4年来一次的美国大选,不仅牵动着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且吸引着国际社会的视线。美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国会制订法律,总统执行法律,最高法院解释法律。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由每州选     

“官话”如游戏

对于“官话”,《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解释:一是对普通话的旧称,二是指官腔。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官话”,主要是针对后者而言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官话”也正在被人为地翻新着花样,并不断有所“创新”。一些“官话”,不仅越说越圆滑,而且还有了幽默和调侃的成分。当然,这些“幽默”是黑色的,让人听后有一种苦涩的感觉。     

集中营里的积极生活

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关押革命党人的”、“关押被视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关押人的思想,扼杀每个人的幻想”、“让活人变成僵尸的场所”,等等。遗憾的是,通常的这些回答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边”。答问者没有从被囚者的角度来思考“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将施虐者比作信息发送者,将集中营比作媒介,将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虑施虐者“拿集中营做什么”无疑是不全面的。进一步说,面对“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这一问题时,如果只局限于复述集中营的某种罪恶,以为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