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当前我国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 ,主要根源于建国后人为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最大的“人造国情” ,它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遏制了城市化进程 ,剥夺了农民的巨额财富 ,扭曲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公民权利 ,加大了城乡差距 ,至今还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蚁族”：一个呼唤善待的群体

蚁族是“漂”在社会上的非稳定态聚居群体。我国以户籍制度为核心控制力的城乡二元结构是“蚁族”形成的主要原因。蚁族一旦出现局部的冲突行为或者遇到某种具有“火星”作用的触发因素,就可能在瞬间变成初起火的“干柴”。公共管理职能部门必须确立善待蚁族、善待农民工的理念,改进公共管理,强化社会服务。     

试论“三个代表”政治现象出现的国内背景

“三个代表”是新世纪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现象,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应对国内外多方面的挑战。就国内而言,挑战主要集中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共产党自身上面。前一方面主要有:地区、城乡、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失衡,所有制结构和社会结构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后一方面主要有:领导干部的信仰蜕变和腐败,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改变。“三个代表”的提出也是作为平衡社会发展、适应所有制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化、反腐倡廉和促使党员干部坚定信仰的重要手段。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双重变奏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无疑面临着政治发展这一严峻课题。一方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政治稳定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前提;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尚未成熟,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政治稳定,制约政治发展的进程。在现代化的大背景和中国社会转型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下,只有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关系,切实解决公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促进中国的政治发展,实现政治现代化。     

刘备的摊子与圈子

自从有了城市，中国民间便有了城乡“二元结构”，有了农民、市民和流民的分野。农民和市民社会是熟人社会，流民社会俗称江湖，是个陌生人社会。江湖上的人无父母、家庭、宗族、邻里依靠，个人势单力薄，必须靠朋友合作，圈子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圈子在契约、承诺、信用的基础上自发形成，属于经济学大师哈耶克所说的那种“自由秩序”。中国历史上的四大著名圈子：一是羊角哀和左伯桃二人生死结义；二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系统梳理和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从“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中国城市化的路径思考

小城镇论的致命问题在于,它是在不触动二元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先入为主地假定农民不能进入大中城市,而又不能抵抗世界城市化潮流,于是就搞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小城镇主导战略。     

为农村改革进言

“三农”问题出路在何方?政府推行的是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实施农业产业化;学界的建议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国民待遇。“药方”很多,作为一个深深关心农村问题的乡党委书记,我企盼着即将召开的“十六大”能给农村改革带来新的进展,也希望以下几点“进言”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安慰。     

九十年党群关系的历史嬗变及启示——以公民社会为视角

从公民社会的视角审视90年的党群关系,可以获得一些新的有益启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应当根据党群关系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方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应当积极培育和引导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过程中,党应当主动调整角色定位,自觉担当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桥梁。     

东京审判后日本的甲级战犯政策

《旧金山和约》生效后,日本政府一面以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为代价,实现了恢复主权,进而与美国结盟的政治目标;一面则利用国内不满东京审判的民意,在国内法优先的原则下,积极促使甲级战犯复归社会。在尚未对侵略战争作彻底清算的条件之下,这个二元的政策过程既成为日本社会战犯同情论不断滋长的历史前提,也构成了强化保守政治统治基础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