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论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

法治中国的全方位建设包括法治国家建设、法治政府建设和法治社会建设。法治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四个概念在同一时空使用时,可以认为"法治中国"是后三者的上位概念。后三者是"法治中国"的基本要素。法治国家指整个国家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政府主要指国家行政权行使的法治化;法治社会则主要指相对于国家公权力的政党和其他社会共同体行使社会公权力的法治化。法治中国等四个概念的相互关系是: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建设法治国家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条件;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社会的保障,建设法治社会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而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统一,就是建设法治中国。     

论“治-综治”取向的中国法治模式

30年来,我国已经孕育出一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法治模式。这种法治模式的关键词是治与综治。其中,治表征秩序,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的价值目标:这是一种通往秩序的法治。综治作为综合治理的简称,体现了中国法治模式所依赖的路径或方法。综治意味着:为了实现治的目标,不能仅仅依靠法院、法律、判决,还应依靠其他机构、规则、方法,而且还要综合运用,从而让各种机构、各种规则、各种方法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治的目标。以治与综治作为关键词,可以把握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神髓。     

中国法治建设刍论

法学界对于法治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目前仍呈方兴未艾之势,话题也日益深入。法学家的讨论,起初较多地集中在法治应该是什么以及与法治相关的价值观等诸问题上,后来开始有人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马上就出现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走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他们认为,政府是法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法治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政府要运用国家强制力尽快建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区域法治研究论要

从法治中国视阈下审视区域法治研究，区域法治在内涵上包括国际性区域法治、大中华范围内区域法治、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其中中国大陆地区区域法治又可分为准区域法治、关联性区域法治和综合性区域法治。区域法治研究应该是区域法治建设的当然随行，并且区域法治又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法治建设丰富法治中国建设内涵，只有在区域法治实践中才能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法治中国制度形态。区域法治建设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实践基础和现实载体，是法治中国的着眼点和落脚点。而与此同时，法治中国建设又为区域法治建设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方向性指引，并将区域法治经验和成果整合在法治中国建设的框架中来。为此，需要法治中国视阈下推进区域法治建设。在此过程中需要建立和健全区域开发和发展法律体系；应加强各省、市、区之间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协调与合作；必须多方面地营造区域开发和发展良好的法治环境、社会环境、投资环境。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的"特色",共有七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第三,对西方法治文明精华的全面吸收;第四,对中国古代本土法治文化的梳理和继承;第五,对中国近代以来170余年移植外国法律文化的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第六,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的回应;第七,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人类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它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离不开人类法治文明进步发展的总趋势和总目标,以及总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中国又是一个具有数千年不曾中断历史的法治文化的文明古国,有着长期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经验。     

整合与超越:域外法治资源与中国法治模式的建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构建中国法治模式,增强法治自信,成为当代使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整合域外法治资源以资借鉴,成为必然.然各国法治实践及其法治经验均与本国历史传统和国情密不可分,因此对域外法治模式的参考借鉴须进行创造性转换,在整合的基础上再言超越,方能合理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论现代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至关重要；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对法以及法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确信，是法治价值观；它是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律素质、法律信仰等的集合形态，是法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源泉．也是尊崇法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性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弘扬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进程要注重转变法治教育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和法治良性反馈机制。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要动因

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结合本土的法治资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人民民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目标,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基础,三者同时也是中国法治道路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法治化探讨

法治化是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指标.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或者违反职责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主体、工作机制和采取的侦查措施等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建设,应当包括侦查主体的专业化、工作机制的一体化和侦查措施的技术化,并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     

行业依法治理专论

从1997年“三五”普法开始,随着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普法工作开始向依法治理延伸。各地区、各部门上下推动、条块结合,在学法基础上广泛开展了依法治理活动,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以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以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的依法治理“三大工程”的格局,依法治理工作呈现出全面实践、整体推进的良好态势。回顾“四五”普法期间开展行业依法治理工作的实践,可以发现,其中体现出以下几方面明显特点:第一,行业依法治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和多层次性。行业依法治理的主体是指行业依法治理活…     

论法治建设中的运动型思维———对我国法治路径的合理性反思简

运动型思维支配下的法治活动有针对性强、集中整治和收效快的特点,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行为方面有一定的规模效用和即时效果.但从根本上看,运动型思维与法治理性、法治规律存在一定冲突,甚至可能会误导、姑息某些违法行为,破坏法律适用的平等性.所以,在转型社会之中国应逐步摒弃运动型思维和法律实用主义思维,回归稳健、规范和持续的法治理性之路.     

公法法治论——公、私法定位的反思

本文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为突破口 ,通过反思私法优位论之是非 ,提出法治社会应当树立公法优位的观点 ,因为公法与法治的理念与构造完全吻合 ,反映了立法法治和司法法治的需要 ,能够对权力与权利之间以及权力内部的关系加以最合理的定位 ,有助于培育社会主体的法治信念     

论我国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及其法治保障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是基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而开展的综合执法的试验,旨在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实践中各地城管职能的无序扩张、上下层级权限不对等、管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阻碍城管制度发展,需要科学界定城管职责,避免盲目扩张,厘清城市管理中的央地关系以及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构建与其职责匹配的行政协调机制,并通过统一立法,固化城管体制改革的成果,引导综合执法体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