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反腐举措(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反腐败框架

腐败意味着国家管理出现问题,意味着管理国家与公众关系的制度、机制被一些公职人员个人或某些利益群体用以中饱私囊,危及社会稳定与社会安全,破坏民主与道德,阻碍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意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反腐败运动的必要性,联合国大会于1997年1月28日通过决议要求秘书长协助各成员国制定预防和控制腐败的政策策略。该次大会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一系列解决腐败问题的思路,“腐败与善治”即是联合国提出的反腐败工作框架,这一世界最大、影响最广的国际组织视腐败为治理不善,将善治理念引入反腐败领域。联合国开发计划…     

国际反腐败公约与惩治腐败犯罪理念

腐败的治理是以科学的理念为指导的社会治理活动。科学的腐败犯罪治理理念是建构完备、有效的腐败犯罪控制对策的前提。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反腐败公约着力倡导了防范性、内抑性、综合性、经济性、一体化的腐败犯罪治理理念，由此推动世界腐败治理运动的深入发展。     

论善治对人权的促进与阻碍

善治在西方治理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责任、参与等。善治与人权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善治通过提高政府能力增强政府保障人权的能力,并减少对人权的侵害。善治还能推进公民对公共管理的参与,提升人权的实现水平。由于善治侧重于市场和经济治理,与人权原则存在差异,所以二者会产生冲突,善治计划可能导致政府过度集权以及产生新的腐败,阻碍对人权的保护。     

腐败与反腐败的法经济学分析

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每个权力主体追求的目标,权力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就有可能将手中的权力谋取额外收益,进行违法违纪和违背党的宗旨的腐败行为。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的重要方式,即较高水平的制度化能够防止腐败,以非正式制度创新制约腐败也是一种不错的举措。     

如何依据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在公共管理中,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方式的不同。治理的运用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成为可能,而好的治理-善治又为推行公共服务型政府创造了新的理念。本文通过对治理和善治的认识,谈谈如何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体现善治的理念。     

“腐败”概念的分析与刑法学思考

“腐败”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被赋予不同的含义 ,在公众观念、规章禁止、刑法规范等不同视野下透视也会具有不同的内容。事实上 ,不同语境、不同视野下对“腐败”的理解并非截然对立 ,而是相互包含、联系和互动的。对“腐败”概念以科学、合理、清晰的界定 ,对正确的评估反腐败形势、有效展开反腐败斗争至关重要。“腐败”概念的认识应以法律作为基本出发点 ;“腐败”内容的确定要实现刑法规范与公众观念、规章禁止的有效对接 ;“腐败”的基本表现形式和严重形态是职务犯罪。如此去认识“腐败” ,有助于突出刑法在反腐败中的统领地位 ,从而进而更好地发挥刑法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中的特殊功效。     

腐败与反腐败的法经济学分析

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每个权力主体追求的目标，权力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就有可能将手中的权力谋取额外收益，进行违法违纪和违背党的宗旨的腐败行为。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当法制不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存在一定漏洞时，政府当局严厉的反腐政策在短期之内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腐败政策也因此陷入两难困境。遏制腐败的方式各种各样，而制度反腐败是其中的重要方式，即较高水平的制度化能够防止腐败，以非正式制度创新制约腐败也是一种不错的举措。     

次国家财政结构与地方治理:一项实证研究

论文讨论了纵向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与横向的公共支出结构导向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影响。基于治理与善治、财政联邦主义与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理论视角,我们建构了地方治理绩效、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支出的发展性与再分配支出导向,进而利用1997—200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省以下支出分权水平可以显著地促进地方治理绩效,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县级而非市级支出分权;由于公众需求、腐败寻租等因素,发展性支出比重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地方治理绩效,而再分配支出与之截然相反;因为"软预算约束"等问题,地方净转移支付收入在多数情况下也会显著恶化政府治理绩效;此外,政府治理绩效往往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化进程,并具有较强的时间序列稳定性特征。基于上述中国正反两面的经验,我们就如何改善政府财政职能与转移支付体系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反腐与法制建设

所谓腐败一般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反社会的、危及统治阶级正常秩序的行为。腐败现象的蔓延往往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与形象。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的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因此,我们必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治腐的措施。     

浅论腐败型犯罪的预防

腐败犯罪是公共权力异化和权力拜物教的产物,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着力在源头上下功夫。本文简要比较了古今中外四种反腐败的经验,提出预防腐败犯罪,应从体制上遏制权力被滥用,强调体制改革与创新是反腐根本之策,并探讨了具体的制度设计。     

域外反腐败的成功范例与启示

腐败与公共权力相伴而生,已成为世界性公害。为制止、打击、消除腐败,世界上许多国家在与腐败作斗争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和有益的经验。域外的反腐败成功经验充分说明,依靠法治才是根治腐败的根本途径。     

试论反腐败与公务员制度的健全

朱镕基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腐败现象还比较突出。”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的根本要求；而如何完善和健全公务员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实际行使者——公务员的行为则是反腐败的必然要求。本文试从反腐败的角度，对健全公务员制度提出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惩治贪官豪赌

赌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党员干部参赌更是不可小觑。由于党员干部地位特殊,他们参与赌博往往与腐败行为密切相关。一些贪官挪用巨款或收受贿赂,在境内外赌场上数百万上千万地豪赌,其“气势”令“赌神”震惊、国人发指。贪官何以能豪赌,如何治理贪官豪赌,已成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一项严肃的课题。     

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国家腐败治理体系中的首要地位,创新由国家法与政党法"二元"规范体系与衔接机制,创立国家腐败治理基本法、分步推进体系完善,是推进中国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的必然选择。明确立法原则,实施功能立法,公布立法清单,实施重点化构建、系统化推进、协同化衔接,形成以《反腐败法》为中心,重点预防性立法为支撑、控权性法律相配合的多层次、立体化、综合化的反腐立法体系,是中国反腐败立法之体系化构建的核心。     

环境公共治理框架下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一个文献综述的视角

碳排放交易制度目前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政策工具,它同时也是环境公共治理框架的一部分。本文以文献综述为视角,首先整理与分析了学界对于环境公共治理基本理念与基本机制的主要观点,进而指出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框架构建与制度设计时,应当遵循环境公共治理框架,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的多元善治体系。     

腐败概念泛化的弊端

腐败概念的泛化已非一朝一夕了。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指出，腐败的概念在中国用得过频过滥，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但是，腐败概念泛化的现象并没有因此有所削减，现如今，什么教育腐败、足球腐败、司法腐败、吏治腐败、学术腐败、医疗腐败、新闻腐败等等提法，满目皆是，似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腐败为主导的社会里。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腐败时，多是取其政治意义。也就是说，在我国，腐败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存在的。通常，我们把这个概念定义为“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这个概念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滥用公共权…     

“打老虎”如何影响公众腐败感知差异?——基于广东省的准实验研究

政府反腐败力度与公众腐败感知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得到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共同关注,研究如何将政府反腐败成果转化为公众对政府清廉环境的正面认识。已有研究和实践表明,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并不必然降低公众对政府的腐败感知水平。研究利用广东省GZ市和JY市两地级市市委书记被调查的契机,结合2014年广东省清廉指数调查的主观数据,进行了一个探究腐败感知度影响因素的准实验研究。通过倾向值匹配发现,在短期内,反腐败力度加大不仅不会降低公众的腐败感知水平,反而导致公众腐败感知水平平均2.3分(范围0-100)的增幅感知水平。该发现在理论层面增进了人们对腐败感知影响因素的知识积累,回应了公共管理学的经典问题:绩效产出与绩效结果之间是何种关系。同时,在现实层面,则回应了外交部与透明国际关于中国2014年清廉指数得分下降、排名骤跌的争议。     

对付“腐败的癌症”

关于腐败问题,全世界的新闻传媒时有曝光,且不说韩国总统金泳三因儿子堕落而处于难堪境地,俄罗斯政府政要或免职或撤职或弹劾,就连体制管理颇为严密的联合国组织也发生了官员受贿的丑闻。由此可见,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的一个热点。无怪乎,在去年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上,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将反腐败定为这两个国际机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的刑事立法转化——以刑事政策价值目标为视角

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的两大价值目标。深入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倡导的刑事政策价值目标,正确理解国际社会在反腐刑事政策价值目标上的选择背景和基本态度,对于合理确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刑事立法上的转换路径,前移防卫口、调整防卫重心、优化防卫手段、有效完善国内腐败刑事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韩国反腐败法述评——附:韩国《关于腐败防止与国民权益委员会设立运营法》

韩国关注腐败问题并且大力打击腐败行为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韩国相继制定了《腐败防止法》、《公务员行为守则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公益举报人保护法》以及《关于腐败防止与国民权益委员会设立运营法》等相关法律,以推动反腐败法制的构建.总体而言,韩国的反腐败法制在近十多年取得一定成效,不仅对较多官员、公职人员进行了处罚,包括对全斗焕、卢泰愚等前总统的审判,还加大对现代、三星和SK集团等等企业腐败行为的处罚力度.从韩国社会来看,民众对于反腐败的评价指数也在逐步提高.但是,韩国仍需从多方面加强构筑国家的反腐败机制,并提高推行反腐败政策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