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律学的权威之作──沈之奇撰《大清律辑注》评析

在清代早期的律学著作中，为清中叶以后学者所引用最多、且最具权威者，是清初著名律学家沈之奇所撰《大清律辑注》一书。关于《大清律辑注》一书的作者，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秀水沈之奇”。而沈之奇的事迹，在《清史稿》、《清碑传》以及《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　等编，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１年版）等中均无记载。秀水在明清时期属嘉兴府管辖，笔者查阅了若干《嘉兴府志》，当中也没有沈之奇的记录。所以，关于沈之奇的事迹。只能在今后继续作考察了。《大清律辑注》一书现已极为少见。《清史稿·艺文志》、孙祖基撰《中国历代法家著…     

《竹刑》:中国律学的开山之作

针对邓析所作的《竹刑》系刑法典的传统说法,本文提出合理的质疑,认为邓析作为早期名家,擅长于法律方面名实关系的厘清。因应当时成文法的公布,邓析从刑法入手,致力于刑法名实关系的解析,其成果就是《竹刑》。《竹刑》并非刑法典,而是一部对国家刑事立法进行注释和辨析的学术著作。邓析开私人注律传统之先河,《竹刑》乃中国传统律学的开山之作。     

从清代私家注律看传统注释律学的实用价值

从清代私家注律看传统注释律学的实用价值●何敏中国古代的注释律学，是传统法律与实践的结合点，是以注释国家的制定法为根本特征的。由于其注释对象是历代王朝颁布的主要法典，所以注释的内容既包括对构成法典主要基干的律的解释，也包括对从属性的令或例以及律注进行注...     

传统注释律学发展成因探析

<正> 中国古代的注释律学,是传统法律与实践的结合点,是以注释国家的制定法为根本特征的。由于其注释对象是历代王朝颁布的主要法典,所以,注释的内容既包括对构成法典主要基干的律的解释,也包括对从属性的令或例以及律注进行注释。注释的宗旨是,在统治者设定的框架内,准确注释法律条文的含义,阐明法典的精神实质和立法原意,维护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统一适用。就此而言,传统注释律学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崇尚实用的价值座标。 传统注释律学发端于商鞅改法为律,规定“诸官吏及民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令之吏,     

《文选笺证》中所见之连语研究

梁朝昭明太子(箫统)所辑《文选》,是今存最古的一部文学总集。书成之后,随着习《文选》之风的兴起,对《文选》的注释和研究等,也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注释、广续、校勘、评点之书并出,门分类别,汇为大观。清朝安徽绩溪胡绍烘(1792——1860     

南朝律学的发展及其特点——兼论“中原律学,衰于南而盛于北”说不能成立

南朝律学在魏晋律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其主要成果有:修订《晋律》律注,去除了张斐、杜预对《晋律》"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的弊端;在对疑难案件法律适用的探讨中,形成一些新的法律解释;推动了律令法典体例的改进,形成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南朝律学具有研究领域宽泛、儒家伦理色彩浓厚、注重法律解释统一等特点,并不比魏晋及北朝律学衰微,学界关于南朝律学的评价与历史不符。     

张斐的《律注要略》及其法律思想

<正> 张斐,魏末晋初人。晋武帝时任明法掾,因注解晋《泰始律》闻名于世。著有《律解》二十卷、《杂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等。原书均失传,仅存《律注要略》一篇,载《晋书·刑法志》。张斐注释的《泰始律》,开始制定于司马氏代魏之前。曹魏元帝咸熙元年七月,晋王司马昭认为,汉代律令“本注烦杂”,经陈群、刘邵等人制定的魏律也“科网本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注释规范

本刊文中注释一律采用页底注(脚注),每页重新编码；注码置于引文结束的标点符号之后右上方。注释范例具体如下：一、中文注释(一)非连续出版物1．著作类(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6页。(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3)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2．文集类潘汉典：《比较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载江平主编：《比较法在中国》(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j3．港澳台著作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139页。4．译著类(1)[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2)[日]三浦隆：《实践宪法学》,李力、白云海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3)[美]约翰·H·威格摩尔：《世界法系概览》(上册),何勤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4)《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398页。5．古籍类[清]沈之奇：《大清律辑注》卷十八。6．辞书类《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5页。(二)连续出版物1．期刊类(1)陈兴良：《转型与变革：刑法学的一种知识论考察》,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2)谢怀拭等：《物权行为理论辨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7期。2．报纸类何勤华：《略论明代中国律学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载《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3版。3．网络类赖建平：《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急需澄清的若干法律问题》,资料来源：http：//business．sohu．com／20050711／n226265893．shtml．访问日期为2005年11月2日。二、外文注释(一)英文类1．论著类     

明清律典“例分八字”源流述略 ——兼及传统律学的知识化转型

“例分八字”是中国传统律学和律典中的固有词汇,最早约见于宋人傅霖撰《刑统赋》,是对历代律典中最常用的“以”、“准”、“皆”、“各”、“其”、“及”、“即”、“若”八字的提炼总括,后经宋元律学家进一步疏解释义。《大明律》始附“例分八字之义表”于“名例律”,《大清律》沿袭此制并将其位置进一步提前。“例分八字”的立法语言和立法技术的实质,是为解决成文法传统下法意与法条、法律与情伪之间的永恒矛盾,其从宋元至明清的源流轨迹和播迁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明清时期刑事立法技术的提高和律学学术的发展,以及明清立法语言的规范化和法律知识传播的广泛性。在这背后,则蕴含着传统律学从“人伦理性”走向“技艺理性”之知识化转型趋向。〖JP〗     

《户部则例》与清代民事法律探源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严格的近代意义上的民法典,但是却不能说中国古代不存在民事法律.作者在15年前《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尤其是清代在继承前代民事法律的基础上,在民事制定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其突出表现是《大清律例》中《户律》例文的增加,以及《钦定户部则例》的多次编纂及颁行.     

关于西方刑法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近现代刑法是一个舶来品,因此,要使其真正本土化,让理论和实务各界真正熟悉它、理解它,并运用它来为新时期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就必须进一步了解西方刑法的基本内容,了解西方刑法中各项理念和制度、原则的起源及其流变.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已经出版了众多的刑法学著作和教科书,但关于西方刑法史研究的论著还非常少.因此,分四个部分对西方学术界关于刑法的定义、西方刑法的历史起源、近代西方刑法的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刑法的发展趋势作初步论述.     

论清末湖南的法学教育

从清朝末年的维新运动时期开始 ,湖南已有中西合璧的近代法学教育。 2 0世纪初 ,湖南的法学教育已经以多种方式进行 ,主要包括以学生为对象的国内学堂教育 ,以官员为对象的课吏馆或仕学馆的培训教育和组织出国留学法律。其中 ,学堂法学教育又从仅作为一般课程教育发展为法学专门学堂教育。清末湖南的法学教育服从于兴学育才、推行新政、挽救清王朝的大目标。结果 ,不但培养了法学人才 ,而且造就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生力军。清末湖南的法学教育又为民国初年湖南法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民监督员制度价值探讨与完善

作为检察领域的一项新型制度设计,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符合我国宪政制度设计的根本要求。制度试行以来虽然在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但在具体规定和措施上仍引起不少争议。本文通过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理诠释、价值分析及具体制度设计等进行探讨,以求进一步科学规范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宝文堂书目》著录与古代小说研究

<宝文堂书目>是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话本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但是书目著录的不全是"书"目,除<六十家小说>之外,有可能还著录了<虞初志>或者<三十家小说>的篇目.现在所认定的<宝文堂书目>著录的话本,事实上一些不是话本,而是文言小说.一旦对书目质疑,势必动摇甚至颠覆奠基于<宝文堂书目>的学术研究.     

中国公司法产生源流考——以日本法的影响为视角

在我国公司法的历史上,作为第一部完整规定公司制度法律的1904年《钦定大清商律》、作为第一部单行法的1929年《公司法》以及1914年《公司条例》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三部法律文件不仅在内容上存在差异,同时各自所面对的立法背景与立法环境都存在很多的不同。这三部法律文件之间具有内在关系,其中包含对于今天公司法完善仍然有益的信...     

法治原则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嬗变

法治原则作为世界多数国家宪法所普遍贯穿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中经历了由法制到法治的发展演变。现行宪法对法治原则的规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而法治原则在宪法文本中的价值可区分为宪法文本内和宪法文本外两个层面：在宪法文本内,法治原则是协调统一宪法规则的标尺和确立宪法权威的依据;在宪法文本外,法治原则要求规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的运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实现。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刑法学者的使命与刑法学的深度展开——评陈兴良、周光权教授的《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就目前而言,中国刑法学的表面繁荣的背后暴露出理论创新的贫乏与回应实践问题乏力的危机。所以刑法学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刑法学科的属于自己“专业槽”,刑法学只有成为“最精确的法律科学”,①才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工艺流程的“专业槽”,只有最精确的刑法学,才能最精当地解决实践中棘手的刑法问题。陈兴良教授和周光权教授合作完成的《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一书正是对此的回应。作者站在时代与学科的前沿,多维度立体式展示了两代刑法学人对超规范的刑法学的基础命题、规范刑法学的前沿问题与实践课题的最新思考,展示了理论“突围”与专业槽建设的努力。突出展示了罪刑法定原则视角转换、死刑问题的观念引领、刑事政策的深刻洞见等内容。全书“充满了人文气息及高度学术性”,是践行刑法学者使命,体现刑法学创新与突围的一部力作。     

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

反对解释是法治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法官奉行司法克制主义,对明确的法律条文必须无条件遵守,在解释中不能附加法官个人的意思.反对解释不是说不要解释,而是说不能过度解释,法官只能行使有限的创造权力,对法律文本已明确的含义,法官的解释就是认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批判法家的严苛,主张判决中天理、人情与法律的和谐相处,结果使得法律文本被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严格执法实际上没有成为我们的执法理念,法律被任意解释、曲解的现象大量发生.严格法制是我们不能逾越的阶段,反对解释的原则应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则.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