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逻辑理路、功能定位与有效路径——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推进信息化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发展,需要立足大力建设数字乡村的时代背景,从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分析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逻辑理路和功能定位,解决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引领乡村治理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提供制度法律保障和伦理道德遵循,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促进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两个角度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在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治理创新中发挥的功能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提出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乡村治理信息化建设推进现代化建设及基层治理创新具有独特的实践意蕴。     

浅谈推进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期如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良好稳定的乡村社会秩序,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引领和推动乡村治理工作不断走向深入,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只有加强乡村治理的制度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干群主体性建设及构建新型乡村文化体系,才能不断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中传统治理因素和民族文化资源的融入——以云南罗平鲁布革乡腊者村为例

云南罗平鲁布革乡腊者村在建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过程中,在党的建设、市场经济组织和传统乡村治理力量中找到了结合点,把传统威权治理因素和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研究民族传统治理因素向现代治理体系转型,对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和有益启示。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面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引领路经探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全面加强党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以基层党建促进乡村振兴,加强党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引领作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以强化基层党建为抓手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其次,要紧紧围绕以人民主体为中心的思想展开基层党建各项工作;最后,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通过基层党建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三者意愿的统一。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当前，中国式乡村治理中部分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乡村治理物质基础仍有短板、乡村治理法治化仍存“梗阻”等问题，均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囿。通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以强化基础支撑为保障、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为抓手等举措，为深度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数字治理：社会基础、现实挑战与政策因应

乡村数字治理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有力抓手。可以从乡村公共管理数字化、公共安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治理数字化三个层面，对乡村数字治理运行的社会基础加以考察。整体而言，乡村数字治理“三化”取得较大进展，但东中西部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各类数字治理技术优化空间较大。在乡村推进数字治理，会面临数字鸿沟，制约数字治理可及性；治理主体数字素养不足，制约数字治理有效性；数字技术场景适配度低，制约数字治理适应性；治理过程“孤岛”化，制约数字治理协同性等现实挑战。未来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提升干群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治理有效主体；精准研发技术，推动数字技术适配治理事务；加强条块、政社协同，强化数字治理执行保障。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宗教治理问题研究

农村宗教治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宗教治理,对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村宗教治理还存在少数干部政治敏锐性不高、宗教治理能力不足、非法宗教与合法宗教交织、宗教治理难度较大、基层宗教治理力量不强等问题,影响了宗教在推进乡村振兴中积极作用的发挥。乡村振兴背景下加强农村宗教治理,要在宏观层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在中观层面坚持农村宗教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治理,提高农村宗教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微观层面贯彻习近平关于党的宗教工作关键在“导”的重要论述,多途径提升农村宗教治理水平。     

浅析当前乡村治理困境与破解思路

当前我国部分乡村治理功能弱化或完全瘫痪。基层政府治理旧体制是导致目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深层次根源,给乡村治理带来“负效应”。农村税费等各项改革不断稀释着基层治理行政性色彩,推动治理旧模式的解构,同时合理体制供给出现断裂,基层积极治理功能呈现“零效应”。村民自治难以贯彻落实、功能难以正常发挥是乡村治理困境的决定性因素,村民自治机制流于“无效应”。本文以重塑基层政府治理体制为前提、以完善村民自治和理顺其运行机制为核心、以推动基层治理组织层次间的功能耦合为重要手段三个方面初步探讨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思路。     

以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与成效。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有利于缓和参与危机、培育公平正义、促进科学决策、生成制度保障。分析当前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不足,通过培育参与主体的价值理性、提升公平正义、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现代制度体系等,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独特优势,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正>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也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用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社会治理,既有助于为农村发展提供经济保障,也能够为农村治理聚合群众,进而以基层之治破解发展之困,推动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近年来,云南省玉溪市在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涌现出一批用农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治理先进典型村（社区）。譬如,通海县秀山街道的大树社区、六一社区,其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乡村治理体系视域下法治建设路径探析

乡村法治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巩固党的领导、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和公共性的流变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乡村建设面临更为复杂的情况和环境,乡村自治、乡村德治应对这些新问题、新局面显示出本身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通过政治维度、制度维度和文化维度三方面强化乡村法治建设,更好地实现"三治"融合,才能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路径研究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相关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社会阶层分化、治理主体缺位、党组织建设不完善等困境,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迫在眉睫。理论分析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逻辑机理,发现:党的领导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党的建设是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坚强堡垒、创新基层治理是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客观要求。新时代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对策探究

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进行了明确部署。从共同体理论着眼,目前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政社互动机制不健全,职权责不对等、负担过重,基层社会治理与群众需要的契合度不够高等问题。因此,要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厘清权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一体化发展,增进认同。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的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是国家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现阶段,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在现代中国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同时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法"与"村规民约"的二元冲突,主要包括:法律与道德的选择冲突性、传统礼俗与现代法律的价值不和谐性、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中二元治理的主体不一致性。现阶段,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乡村治理中亟需实现现代化转型,必须要加强顶层设计,吸收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资源,完善国家法;必须要坚持以民为本,培育村民的法治人格,树立法律意识;必须探索嵌入治理方式,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有机结合,合力推动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与城市相比,乡村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较为缓慢,面临着社会治理主体单一、乡村干部群众缺乏法治信仰、乡村社会治理规则匮乏、乡村公共法律服务质量有待提升的现实挑战,对此,需从积极培育社会治理主体,完善乡村社会治理规则,提高公共法律...     

再造中间层: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研究

从传统时期到税费改革之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采取依托士绅、宗族和乡村基层政权作为中间层的间接治理模式。税改后,以保障个体权利为核心、强化基层代理人监控为目的、将国家权力直接对接农户作为组织机制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这一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基层政权的角色与行为,削弱了基层政权治理能力,造成了中间层的缺失,给乡村社会秩序的维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此,欲推动国家转型、建构现代国家,就不仅需要强化对基层代理人的监控,而且要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增强乡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再造中间层。     

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耦合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实践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存在高度耦合,乡村振兴战略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同样存在强耦合性。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包含了一定的国家治理能力需求,包括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能力、资源配置能力、乡村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当实践过程出现治理能力需求同治理能力供给低匹配困境时,这种需求便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动力,进而推动国家在制度建设与制度执行、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发展与协调发展、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协调等方面的治理能力变革。另一方面,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则为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了治理能力保障,具体体现在激发主体活力、提升发展的有序性、增强资源配置效率、减少政策执行阻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