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争端中的决策偏好——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的比较分析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南海争端,涉及岛礁归属、海域划界、行政管辖、资源开发等多项议题.处理争端时,越南决策者基本选择有限对抗,菲律宾决策者有时选择有限对抗、有时选择强对抗,而马来西亚决策者倾向于合作.既有研究从整体比较与个别研究两种路径考察其中原因,但存在分析深度不够与解释范围狭窄的不足.文章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建立了以控制力度、投入程度为自变量,议题属性为调节变量,决策偏好为因变量的理论框架.运用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方法,考察越南、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决策者在南海争端中,为何表现出不同的决策偏好.研究发现,决策者在争端中的决策偏好,由各声索国对声索岛礁的控制力度或投入程度,以及决策者关注的议题共同塑造.     

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表现、成因、趋势和影响

作为南海争端的“局外人”,泰国反对南海问题复杂化和扩大化,反对南海问题影响中国—东盟整体关系的发展,希望争端各方能够和平解决争端。同时,自2012年开始接替越南成为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后,泰国在南海问题是否应该东盟化问题上开始“走钢丝”。泰国对南海争端的态度与其国家利益密不可分。总体来看,泰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有利于南海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争端国家之间危机管控能力的提升。但是,泰国追求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形成共同立场以与中国开展集团式谈判的态度和行为会加剧南海争端东盟化。展望未来,泰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将会在保持一定的延续性的基础上追求在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平衡。     

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

在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大背景下,南海争端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本文概述了南海争端现状和各方对相关国际法律的不同解读,分析探讨了美国关注南海争端的原因、美国的立场政策、以及美国因素对南海争端当事国的影响。通过剖析美国因素,本文认为,美国对南海问题当事国相关政策或行动的支持倾向,客观上已使得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态势逐渐转为现实,美国因素对中国试图解决南海争端的努力形成一定的挑战。     

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准备走多远？

冷战后日本对南海问题的安全关注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的安全战略出现了有意制衡中国的实质性转变。日本开始寻求积极介入南海事务,并将此作为安倍内阁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的一部分。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意图主要包括：一是通过＂两海联动＂策略牵制中国;二是迫使中国陷入南海争端沼泽之中;三是借此压制中国...     

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动因及影响

近年来,澳大利亚对于南海争端的关注程度与介入力度不断增加,其路径包括在多个场合宣扬其南海政策;扩充本国军备,在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加强与美日菲等域内外国家的联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的动因有其自身安全、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也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作用。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带来重要影响,包括加剧南海争端的复杂性,影响中国在南海问题的话语权,阻碍中澳关系的发展及加深澳大利亚自身的外交困境。针对澳大利亚加强介入南海争端政策的现实,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包括在部分国家政局变动与政策变化之际,坚持以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来阻止澳大利亚等域外力量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扩大对澳大利亚各界的外交工作;推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及中日关系的转圜,压缩域外国家联合制华的空间;以经济的软约束为主要方式辅以军事的硬威慑阻止澳大利亚介入南海争端。     

南海争端“双轨思路”下的制度建设略论

南海域内国家利益冲突是南海争端的肇因,而域外势力干涉,以及在法律层面上约束各国在南海地区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及争端升级预防机制的缺失,也是争端升级的原因。中国于2014年率先提出"双轨思路"来积极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中国与其他南海声索国之间应就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进行磋商作为"一轨",而"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则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的共识,应是"二轨"的重点。随着参与、主导国际事务能力的提升,中国正在扩大并深化与他国的合作,中国与有关国家应秉持国际合作精神,早日完成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并开始讨论设立争端升级预防机制,以解决各方共同遵守的南海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从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南海争端视域下的越南海上民兵力量建设CSSCI

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也是左右中越关系发展的关键变量。在南海和平稳定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背景下,海上民兵是越南部署在非法占领岛礁和主张管辖海域的前沿机动力量,既从事渔业劳动获取经济效益,又执行官方海上行动指令,以图在复杂的南海局势斗争中夺取主动权。随着南海复杂局势的演变,越南积极支持西方关于中国在南海实施所谓“灰色地带”战略的炒作,加快本国海上民兵力量建设,以强化在南海攫取非法利益。新形势下越南加快海上民兵力量建设,既有追求现实经济利益的目的,也有抓紧时机维护所谓“南海主权”的深层动因,呈现出重视程度提升、专业化建设增强、军事色彩更趋浓厚等特点,对中国维护南海权益构成严重挑战。     

民族主义、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与南海争端国对华对冲差异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在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分散化的情况下,争端国将采取对抗型对冲。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演变可能导致南海争端国实施更具对抗性的对华对冲战略,推动南海局势发生于中国不利的变化。     

理解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新思路——基于国际法视角看南海争端的解决路径

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明确与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南海的未来法律秩序。尽管泰国湾地区的共同开发经验能够为中国提供借鉴,但南海主海的情况与之有很大区别。共同开发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接受程度不广泛,实际效果不理想,其对南海争端的可适用程度较低。因此,应对共同开发方式在南海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共同开发不能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优先选择和主要方式,即便在短期内以共同开发方式为处理南海争端的权宜之计,也应当注重构建一个合理的共同开发机制。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并未被后来的有效国际法律规范所更改或取消,这一权利不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架构来解读,也并不存在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相反,倒是其他南海周边国家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提出的意在分割、控制南海的种种主张更加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比较之下,中国的主张更加符合南海水域本身的性质及其适用当代海洋法之后的应然状态。     

东盟国家处理海域争端的方式及其对解决南海主权争端的启示

东盟国家在解决南海以外的海域争端时,基本上采用以下三种方式:对争议海域进行共同开发;通过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武力对抗加政治谈判。从实践来看,不同方式取得了不同的效果。近年来,东盟部分成员国采用不同方式不断侵占中国的南海海域,使南海问题呈现越来越复杂的态势。中国在南海主权争端中,面临来自东盟国家的巨大挑战,如何解决南海海域争端已成为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东盟国家解决海域争端的方式,对于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东亚经济一体化:国外的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作为一种介于全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新地区主义思潮,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兴趣。综合分析国外学者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国外学者主要从一体化的动因、推进模式、发展前景和大国关系等四个视角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行研究探讨,这对我国理论界进一步研究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有一定借鉴和促进作用。     

中菲“美济礁”争端

“美济礁”问题是中国和菲律宾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因素 ,今年 5月 2 5日菲律宾军舰在美济礁附近海域撞沉中国渔船以后 ,两国关系骤然紧张。本文通过大量的事实 ,论述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菲律宾对美济礁提出领土要求的过程 ;2 .从国际法的角度阐述美济礁主权归属我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3 .分析菲律宾在美济礁争端上所采用的外交策略 ;4 .中菲两国对美济礁问题的态度。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菲律宾政府在美济礁问题上挑起事端是一种缺乏远见的行为 ,只有维护美济礁及其附近海域的稳定才符合中菲两国的长远利益。     

越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南海局势

越裔美国人对所在国美国、母国越南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近年来更是在民族主义的作用下,对越美两国关系,尤其是日益突出的南海问题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为南海争端增添了复杂因素。本文对越裔美国人民族主义在南海问题中的兴起、影响及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越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对南海局势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但我国政府需要防范越裔美国人中的反华势力与越南国内反华势力合流,激化南海局势,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环境。     

印度尼西亚与南海海上安全机制建设

南海及其邻接周边是海上安全机制云集之地。对印度尼西亚而言,后冷战时期南海争端的凸显时值其谋求并巩固区域大国地位的关键时期。此间印尼逐渐在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中发挥核心作用,即通过安全机制建设通联区域安全秩序内外建构,调处南海争端并建构相应安全机制成为印尼塑造区域安全能力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印尼独立主持的“处理南中国海潜在冲突研讨会”的案例分析,指出该安全机制对南海争端具有针对性;其形成与运作综合了印尼的国家与区域安全观,是印尼实践安全战略与政策、协调区域主义与大国角色的工具,对南海海上安全机制以及印尼建构区域安全机制起到了协同补充作用。     

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略预期、进取性战略预期和修正后战略预期;相应的策略选择为侧重温和软制衡或侧重强硬软制衡的对冲、侧重准硬制衡的对冲或硬制衡以及四种潜在的策略修正。菲律宾和越南2009~2019年南海制华政策的演变验证了这一逻辑。掌控南海敏感争议海域新的油气开发格局、积极应对司法化趋势并探索更加包容的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深度塑造菲、越两国南海战略预期的重要着力点。     

从越南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南海问题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炒作

作为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十多年来越南外交研究机构持续主持召开关于南海(越南称"东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机制。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越南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和南海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各届会议的新特点。越南主流媒体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较多关注和宣传报道,力图表现出研讨会的所谓"公正性""学术性""法理性"特点,反映出的意愿则是服务于攫取和扩展自身海洋权益的目的,并与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立场相呼应。举办方试图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台的形式,渲染南海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推卸在南海制造麻烦和分歧的责任,宣扬其南海政策主张,寻求影响和主导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维护南海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南海区域国家和东盟的共同愿景,推动这一愿景的落实是各方的责任,越南需要拿出切实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媒体也应该发挥出更多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