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法性到有效性：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党作为人类政治文明进程中合乎理性的存在，在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回顾世纪之交一些丧失政权的大党、老党，不难看出政党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政党合法性资源流失；政党权威地位动摇；政党治理功能递减；政党制度化变异。因此，化“危”为“机”，需要政党将合法性建构在有效性的基础之上，确立有效性的价值追求，增强政党的适应性；拓展政党的包容性；发展政党的民主性；提高政党的整合性。     

干部高配制度：一种权责均衡的治理机制——基于鄂西经济发达镇的考察

化解乡镇权责失衡难题的关键是通过治理机制创新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面对经济发达镇治理事务总量多难度大、干部激励手段欠缺、条块分割矛盾凸显等负重运转困境,干部高配制度的出现推动乡镇从权责失衡走向权责均衡。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在科层体制内部构造出层级分明的政治激励结构,充分调动了党政主职、乡镇副职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主体性,积极推动乡镇各项治理任务扎实落地;另一方面,干部高配制度打破了乡镇政府与上级部门条块之间权力与责任的常规化配置,促使二者从平级协调关系转向层级压力关系,激活了经济发达镇协调体制内资源完成特定治理任务的能力,成为制度化破解条块分割矛盾的有效路径。干部高配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体制提供的合法性基础和正式权力支撑,同时也离不开其与科层体制的匹配性及与基层社会的适应性。     

传统政绩考核的制度分析

我国传统政绩考核制度在两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制度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而完整的制度用人体系,主要表现为:考核内容具有针对性,将权责一致的考核原则制度化;考核标准既重实绩也重品德,将德才兼备内化为制度用人的价值取向;考核制度与监督制度、奖惩制度、退休制度配套实施,使各项人事制度之间的具有协调性和一致性;考核结果严格执行,发挥制度功效,树立制度权威等等,这些传统政绩考核的制度设置及运作机理仍可以为现代领导干部考评机制的完善提供本土资源的有益借鉴。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实施研究

权责清单制度契合了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性机理,是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的价值选择。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在权责清单制度实践方面做出积极探索,现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从实际运行角度来看,仍然存在政府公职人员对权责清单重视程度较低、社会组织及公众参与程度较低、权责清单制度实际落实情况不透明、权责类别分类不科学等问题。为进一步促进权责清单制度有效落实,未来我国地方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应从建立权责清单+激励约束清单"双单并轨"机制、培养社会组织及培养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动态调整机制等方面入手,积极完善政府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加快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     

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基于与历史的比较分析

在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社会发生着全面的变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工业社会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将逐渐被后工业社会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所取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将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演变。服务行政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公共行政模式，其不断显现的服务导向、公正导向、公民本位、充分的开放性、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特征充分地反映出这一领域后工业社会总体的发展趋势。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制度逻辑研究

作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制度逻辑。从制度的文化—认知性要素入手,区分出3种社会治理形式:具体化的治理、符号化的治理和制度化的治理,它们分别强调嵌入性的文化形式、文化的语义符号性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的文化。在具体化的治理中,文化资本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效的社会治理与卡里斯马权威有着密切关系。在符号化的治理中,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浓厚,文化的语义符号性从正反两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制度化的治理中,需要重视传统社会中制度对文化的制约作用,以法治化思维和制度化建设推动社会治理。     

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探析 ——以邵阳市为例

统一战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邵阳市统一战线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了书院模式、康养模式、产业园区模式、院落自治模式,产生了较好的成效。统一战线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从激发主体作用、提升制度化水平、优化外部环境、平衡利益关系等方面入手。     

多元社会治理中政府主导作用探析

在多元复合治理体系的建设中,既需要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挥主体作用,更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不仅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的自我扬弃,而且是对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的积极创新,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为此,就迫切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政府在多元社会治理中主导作用的科学性内涵、理论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等。对政府在多元社会治理中主导作用的探索与研究,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中的法治与德治

迄今为止 ,人类的社会治理主要是由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所构成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些年来 ,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趋势 ,那就是人类社会治理行为中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一新的社会治理方式 ,它意味着人类的社会治理活动将又一次出现全面的变革 ,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即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统治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为基础的治理 ,可以称作为“权治” ,即权力的治理。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是以权力和法律的互动为基础的 ,所以具有法治的特征。因而 ,人们倾向于把这种社会治理称作为法治 ,即法律的治理。公共管理所追求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是建立在权力、法律和道德有机协调的基础上的 ,是法治和德治相统一的社会治理模式。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国家治理制度化的再思考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方式上发生巨大的变化,其重要的标志是执政党反复强调＂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治理制度化实际上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梳理国家治理的模式与概念,分析我国国家治理制度化的现有条件和基础,提出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制度化的思考。     

当代中国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的演进：评析与前瞻

公共危机治理对于人类社会是一个历久而弥新的话题。我国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使公共危机治理制度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演进。在当前,进一步推进公共危机治理制度革新面临不少深层次的矛盾。化解这些矛盾,需要坚持以下思路和取向：治理理念人本化、治理方式法制化、治理信息透明化、治理机制协同化、公众参与制度化。     

论“他在性”导向中生成的服务型政府

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是一个从单一中心治理模式走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的过程。合作治理模式中的多元主体处于网络结构中,彼此承认并相互尊重,服务型政府正是在"他在性"导向中生成的与合作治理模式相适应的政府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正在出现的政府模式。     

恩格斯的权威思想浅析

恩格斯认为,权威由外在强制力和内在服从所构成,其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及生产实践,并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深刻塑造了历史。权威按其历史形态可分为政治权威、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其在不同的领域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权威无法被消灭,在现代社会,社会生产和自治都需要权威的存在,同时,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为履行社会职能,也需要权威的存在。     

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矿难治理中政府管制失灵的原因及对策选择

“矿难”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亦是我国政府管制的重要议题。矿难治理的困境暴露出煤矿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的过程中政府管制失灵，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管制激励不足、管制体制权责不清、管制的法律权威衰弱。由政府管制失灵原因分析可见，治理矿难不仅要建立合理的政绩评估机制，重塑法律权威，扩大公共参与，转变政府治理模式，还需要引入先进的政府监管技术手段，提高政府监管的有效性。     

由幻象到真实:社会治理权力正当性的嬗变

人类社会正处于全面开启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治理模式不断变更,治理权力的来源与治权的正当性也不尽相同。伴随着公共性的持续扩散、民主意识的觉醒和行动者的归来,社会治理权力在集中度上呈现出一种下降趋势,掌控权力的"主体"由君主转移到组织随后扩散至整个社会网络,从而最终形成一种"去主体化"的合作型治理。治理权力的正当性经历了一次由幻象到真实、由孱弱到坚实的过程,组织的权威也完成了从世袭的身份权威到契约的法理权威最终走向行动的魅力权威的转变。     

从区域治理视角看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

东亚区域化现状中的争议热点除了大国关系,还有一点在于,东盟在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是否合理。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的地位受到质疑,与其政治经济实力的弱小有关,但并不能因此否认东盟的重要意义。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来观察东盟,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到东盟的积极意义。东盟治理的独特机制是在长期的国际互动中形成的有效制度形式,构成了东盟相对成熟的制度能力,也是东盟在东亚区域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来源。随着东盟将其区域治理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区域,切合东亚现实状况的东盟治理机制将为东亚区域化提供不断推进的有利选择。     

禁毒学学科的构成要素与建设标准

禁毒学是专门研究毒品问题,揭示人类社会禁毒活动的规律、特点,预防、揭露、证实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以及提供其治理对策、措施的学科.学科构成要素是确定学科建设标准的依据,学科建设标准是学科构成要素的目标化、标准化和制度化.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为逐步适应社会结构转型的新形势,中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希望改变以往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的社会管理方式,向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政府是社会有序发展的首要维护者,必须发挥社会治理的主导作用,通过发挥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主导、为社会大众全心全意服务的政策主导、以法治为社会治理基石的制度主导作用,使社会管理向注重社会治理和服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