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决策原则在西方的缘起及内涵的嬗变

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为一种古老的决策规则,源于氏族民族制,形成于雅典的寡头政治时期.在直接民主制下它具有实体民主意义上的"多数统治"的内涵,在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下,则演变为摆脱了质量特征的纯数量标准.基于此,便形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多数与少数的张力,如何防止"多数暴政"或"多数专制"成为现代民主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解决冲突的两种公平方式

政治是对人们之间冲突的解决。一个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冲突的社会,但当冲突不可避免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就表现为不断寻求更公平的冲突解决方式。在现代条件下,这就表现为建立和完善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同时,虽然在某些时候我们的行动可以不考虑公平的要求,但这些行动必须以将我们与冲突者的关系重新纳入公平框架之中为目的。公平意味着冲突中的各方不能自行充当其他人的裁决者,而必须让制度来裁决他们间的冲突,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就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两种方式。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要协调推进

尽管民主有着不同的类型．但在现代国家里．民主是一种原则性很强的政治。李抒望在《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中撰文阐释了民主的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少数原则。文章指出，多数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指民主政治这种人民的统治．实际上是人民中多数人的统治．是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政府的组成或者改变．按照多数人的意志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政治决策,     

浅析政府决策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影响

政府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政府行为的成败,影响着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政府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必须按照“十六大”精神的要求,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公共决策成本及其控制机制构建

公共决策需要付出成本,公共决策成本由六大要素构成。当前在公共决策实践中面临着决策成本偏高问题,要构建公共决策成本的有效控制机制,需要从提高决策者的个人素质和建立健全公共决策体制两大方面着手。     

程序合理性与决策成本--混沌状态下的公共行政决策分析

在人们的选择作为通过适当的审查之结果而产生的时候,这种合理性被称之为程序合理性.在混沌状态下的决策应采用程序合理性模式.要求程序合理性兼具形式与内容合理性,从心理审议入手,但更注重依靠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其内涵上也应包含批判的制度化、程序的公开化、程序的公平性和程序的适当性.为使程序合理性更具可行性,不但要考虑相关的物力和人力成本,还要考虑到私人参与成本、承诺问题,与行政决策官僚相关的代理成本、分配风险、不确定性的成本和诚实的成本等,为避免成本浪费应把好决策进入合理性程序的关口.     

论领导决策成本公式及其变量与权重

领导决策成本公式及其中的变量与权重对领导决策成本影响极大 ,只有重视对它们的研究 ,才能有效降低领导决策成本。     

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的成本管理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有成本的投入,但长期以来人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成本上,都忽视其成本的管理问题。本文从管理者的角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本,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成本的概念、内容的解读,了解管理过程中的矛盾,并对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者树立成本意识、提高成本效益和最佳分配结构提出合理的建议。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本分析和理性思考

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为我国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渠道。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中的无权地位,使农民为保护自身利益,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甚至以上访、自杀、暴力抗争及有组织抗争等方式来推动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不仅给农民带来经济上的代价、法律和政治上的风险,也严重影响我国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因此,理清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畅通农民制度内政治参与的渠道,提升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和有效性,降低农民政治参与的成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Political Disagreement in Context: The Conditional Effect of Neighborhood Context, Disagreement and Political Talk on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Despite scholarly interest in determining how exposure to disagreeable political ideas influenc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xisting research supports few firm conclus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varied findings stem from an implicit model of contextual influence that fails to account for the indirect effect of aggregate social contexts. A model of contextual influence is outlined which implies that the neighborhood partisan context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political disagreement in social networks on campaign participation.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network disagreement demobilizes people who are the political minority in their neighborhood, but has no influence on people in the majority. When viewed together,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person’s relationship to the broader political environment sets distinctive network processes in motion.

“多数人暴政”的伦理悖论与现实解决途径研究

伦理悖论是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的公共问题,上升到政策层面上,众多政策制定者都希望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来弥补、甚至避免伦理两难和漏洞。以一个经典的伦理学悖论案例为切入点,分析了"多数人暴政"这个高频发生的命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和原因,通过现实事件探讨了现实生活中"多数人暴政"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影响,提出了在公共政策中可以通过法律约束、社会监督和文化感化政策来对多数人的暴政进行一定的预防和控制,以期对现实的政策制定有所借鉴帮助。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方式——基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定量分析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抗争性利益表达已经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方式之一.利用GCSS2010相关调查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在对居民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基础之上,主要考察了中国“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途径之间的关系,具体就是考察“央-地政治信任差距”与“体制内非惯例化利益表达”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的关联.研究发现:与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选择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可能性更大;“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与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也存在显著性正向相关关系;同时,女性抗争性利益表达参与率要低于男性.对利益表达途径做“二维四元”划分有助于深入把握和理解当前中国抗争性利益表达的发生机制;而厘清政治信任结构与居民抗争性利益表达之间的逻辑,则有助于认清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当然,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未能把体制内非惯例化和体制外惯例化利益表达“同时采取”,以及“均未采取”的情况考虑在模型之内.     

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合肥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我们对媒体与大学生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印刷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政治信任有积极的影响,但网络媒体的总体性使用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信任的影响却是消极的。多年来,中国传媒研究者有关媒体政治、社会效果的研究,一直存在着媒体宣传动员效果和宣传回飞镖效应的争论,但本研究的发现既不完全支持前者。也不完全支持后者,我们还对相关的发现进行了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纪律建设历程与基本经验

政治纪律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举措,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有力保证。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历程表明,加强政治纪律建设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坚持严格执纪。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为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解决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坚持"两个维护"、巩固党的团结统一提供重要借鉴。     

预算标准法与儿童抚养成本研究——以夏县农村儿童抚养成本为例

本研究采用预算标准法,以夏县农村地区儿童抚养成本为研究内容,详细测算了在可接受的最低生活水平下,生活在不同家庭类型,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儿童抚养成本。本研究还就所测算的儿童抚养成本与夏县农村地区主要社会救助项目进行了比较,发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相当于温饱线,五保救助标准比低保标准略高,但是也仅仅覆盖了衣食成本。     

转型期农民政治人格培育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转型社会时期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均面临着一定的困境,因此其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培养农民现代政治人格的路径选择是:解决民生;发展民主;提升素质;畅通渠道.     

政治生态话语中的生态观迷失与回归

近年来的高压反腐和全面从严治党激发了中国"政治生态"的话语热潮,然而,当前的"政治生态"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实践话语,而非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政治与生态基于不同方式的结合而形成了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生态政治学已发展成为包含不同理论流派和理论分支的成熟学术领域,而政治生态学则研究较少。中国现有的泛化的政治生态话语、文学化描述的政治生态话语、本末倒置的政治生态话语存在生态观的严重迷失。要走出生态观迷失的困境,建构政治生态学理论,需要在生态内涵上实现个体性评价向结构性和规则化观念的回归;在生态伦理上实现从道德整体主义与等级制向个体生命伦理与互利共生关系的回归;在生态运行方式上实现从一体化结构的单向控制向多元分化与制约平衡的回归。当然,生态学的政治价值是有限的,除了"自然正义"以外,我们还需要求助于"社会正义"作为现代政治转型的理论支撑。     

新形势下政治文明建设实现路径的再认识——以落实人民当家做主为重点

新形势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的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对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路径的新思考,在于更好地确立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The Tragic and the Political: A Parallel Reading of Kostas Papaioannou and Cornelius Castoriadis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Castoriadis' and Papaioannou's accounts of the link between tragedy and the political is that Castoriadis insists on a political form (the democratic regime) whilst Papaioannou insists on a social actor (the masse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is essay, then, are two thinkers: one whose main interest was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social-historical and one whose main interest was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arts. Surprisingly, however, the end situation is one where Castoriadis gives us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link between tragedy and the political whilst Papaioannou gives us a social explanation of the same phenomenon. How can this difference be accounted for? First, distinguishing their respective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political allows us to see that where one thinker privileges restlessness and revolution, the other privileges law and regime. Second, looking at their depictions of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tragedy places them on opposing sides of the couple hubris-dike, in a way that leads to two radically different conceptualisations of the relation in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