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世人震惊的红场事件

1967年1月,六十多名中国留欧学生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在途经莫斯科时向红场列宁墓献花圈,与苏联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酿成震惊中外的"红场事件".     

莫斯科红场

红场位于俄罗斯的莫斯科市区,面积9.1万平方米,原名是托尔格,意为集市.1662年改为红场,古俄语里“红色”一词还有“美丽”“主要”的意思,红场即美丽的广场.其知名度可以与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相媲美. 红场有不少著名的建筑物,位于南面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又名波克罗夫大教堂.它是伊凡雷帝为了纪念1552年战胜喀山鞑靼军队而下令建筑的.这座教堂中间是一个带有大尖顶的教堂冠,8个带有不同色彩和花纹的小圆顶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它的周围,再配上9个金色洋葱头状的教堂顶,绝妙无比.     

一片冰心在玉壶——记中共海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乾生

50年代末,谢乾生同志奉调到海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即今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工作。此后,他历任红宫红场旧址纪念馆馆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也任过短时间的县文化局长。 1957年,红宫红场修建落成,同年11月21日,在广东省委主持举行的纪念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30周年活动中,由古大存副省长剪彩开放。翌年,反右派、反地方主义风起云涌,红宫红场被搁置一边,厄运已见端倪。……1959年被命名为“海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调来了谢乾生和颜永年等同志,他们年富     

李先念在“文革”中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10年的非常岁月。他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保持党和国家的稳定做出了极大努力,也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造反派炮轰李先念,周恩来为他解围1966年,当波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曾经对“文化大革命”抱着这样的认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     

也谈“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与时限

《党史通讯》1987年第10期刊登了唐昌兴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标志与时限之我见》(下称《标志》)一文,读后受益匪浅。《标志》一文不同意传统上以粉碎“四人帮”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和“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的说法,提出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文化大革命”时限为12年的观点。这对于引起史学界、理论界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关注,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都有相当的意义。但对《标志》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综述

“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综述张均兵方增泉沈传宝“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沉重的一页。“文化大革命”史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开始于１９７８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史的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尤其是在１９９６年——“文化大...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解答》 9、“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并不是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十年,粗看很相似,细想并非一回事。“文化大革命”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并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继续革命理论”,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我国实际,是完全错了。“文化大革命”     

点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

“文化大革命”骇人听闻,不堪回首。然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林彪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也指出:“这个运动(指“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是主席发动的,主席领导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是何时

“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热门。学术界一般认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有人主张“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尹俊忠、李兴革在1990年第7期《党史博采》上撰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不尽合理。“文化大革命”的下限应是党的十一大。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运动，其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矛盾——党内斗争，但是一些复杂激烈的冲突也反映了社会性的矛盾。以往党史学界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多集中于党内思想和政治斗争问题，而对于运动中的社会性矛盾很少涉及。本文试就“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作一些初步的观察和探讨。鉴于“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性矛盾的充分表现集中于前3年，本文主要考察1966年至1969年的历史事实。一、知识分子问题与社会矛盾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     

关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的浅见

笔者读了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和资料,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诠释“文化大革命”的辞条.这两个辞条及一些著述中把“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而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年5月“文革’发动到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第二阶段是九大到1973年8月十大的召开;第三阶段是十大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这也是学术界这些年来对“文化大革命”过程的一致划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现写出来恳请专家学者们斧正.     

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编译者按：本文编译自日本法律文化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一书。作者古厩忠夫系日本新写大学教授。文章概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同时扼要记述了日本受中国影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者认为，日本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本之所以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共鸣的基础。文中标题为编译者所加。一、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作者所说，“在近现代的日…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

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林彪集团因策动反革命政变未遂而叛逃国外的重大事件。事件的发生使经历了五年“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社会开始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首先,九一三事件的发生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从而使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契机开始产生。严峻的政治现实,使毛泽东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也使他必不可免地要在政治上重新依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的一些老同志。九一三事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的彭真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10名主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行拨乱反正、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彭真作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具体领导了“两案”审判,对“两案”审判作出了重要贡献。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凭借他们窃取的权力和地位,加…     

列宁墓的变迁

在几代中国人心中，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红场大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红场，也就是俄罗斯的“天安门广场”，不过，看上去，却没有想像中那么大，它呈长方形，总面积9万平方米，大约只有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大小。其地面全部由方形小条石铺成，显得古老而神圣。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客观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再度强制推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一场政治运动。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对1972年以来周恩来纠‘左’工作的否定。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继续从整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力图把运动发展成为反对周恩来、叶剑英等党政军一大批领导干部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使全国再     

二十年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从《“文化大革命”简史》谈起

“文化大革命”过去20多个年头了。在这场运动结束20年时，国内不少人在反思、谈论这段历史。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以下简称《简史》），可以说是这种反思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海外、国内，也有一些关干“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发表。从国内外对“文化大革命”各种各样的议论中，可以看出，由当前社会的现实问题出发反思“文化大革命”，是近几年人们观察这段历史的基本特点。由于人们所处的地域、生活经历和文化传统不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调然有别。20多年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多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这段…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历史悲剧.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放在自己一生事业中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也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以,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他还是希望人们能够肯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继续不断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今天,我们不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一番研究、思考.     

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党史工作者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进行了广泛而又认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表了大约600多篇文章,其中有学术价值的约200多篇,并开始出版了一批有关“文革”的专著,如《“文化大革命”论析》(金春明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谭宗级等著)和《“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     

怎样看待“文革”中陈永贵的两件事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件事,人们有不同看法,就此我谈谈自己的一点认识: 一、关于参与“夺权” “文化大革命”初期,陈永贵参与了山西“1.12夺权”和昔阳的“2.11夺权”活动,并且多次在昔阳县组织批斗过省、地、县许多老干部。这些都是无法回避也不应当回避的事实。而且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总体上讲,他是紧跟形势,紧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