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

针对沉默权立法论争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自由意志与法律意志这对命题,有益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立法实践。     

自由意志与法律意识

针对沉默权立法论争中的“自由意志”问题，从实际出发来探讨自由意识与法律意志这对命题，有益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立法实践。     

犯罪未遂中的意志因素辨析

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意志因素可以分为“犯罪本意”和“非犯罪本意的意志”。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由于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则构成犯罪未遂。在犯罪本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当犯罪人的非犯罪本意的意志出现后,也可以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但这仍然构成犯罪未遂,而不是构成犯罪中止。由于“非犯罪本意的意志”也属于意志因素,所以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导致犯罪未遂的原因既有意志以外的原因也有意志以内的原因。对我国刑法23条中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应做狭义的理解,即它应当是指“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     

跨文化视域下中西方意志自由的比较与价值考量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中西方思维方式和语言交际策略的比较,分析不同文化之间及不同伦理观之间的意志自由的差别,说明自由人、道德人及正义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揭示西方文化中的意志自由观在东方语境下的启示,探讨跨文化伦理中的意志自由的价值考量,即中国人要学会正确认识意志自由,从根本上认同道德规范,建立完善的个体人格,以达到真正的和谐社会;反之社会要实现意志自由,也要反作用于创造和谐社会的行为主体。     

自由意志与刑事责任——由贝卡利亚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所致之沉思

贝卡利亚作为早期古典犯罪学派的代表人物,其是否支持自由意志论,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为回答该问题,可通过考察反对者提出的理由,并分析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的相容论与不相容论,再借助法式反例对于负道义责任是否需要可供取舍的可能性。由此得出贝卡利亚不支持自由意志论的观点的理由不够充分,相反,认为贝卡利亚所述之环境制约因素建立在其承认自由意志对于承担刑事责任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则是更为妥适的。     

论意志的根据——奥古斯丁《论自由决断》中的意志追问

奥古斯丁在<论自由决断>中阐述了一个核心论点:恶起源于意志的自由决断.它构筑了传统神正论的基础.在卷二中,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存在证明,其中,意志概念处于核心地位.人虽然出于意志的自由决断背离了上帝,从而犯下原罪,但这并没有损害意志的优先地位,意志具有本源优先性;自由是对真理的服从;一切善(包括意志)来源于上帝;意志之前无存在.这是奥古斯丁从自由决断出发对意志进行的一种存在论追问,论证了意志之为意志(意志之所是)的根据.     

徘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试论单位犯罪意志及其司法判定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单位犯罪意志是构成单位故意犯罪的核心要素,是认定单位故意犯罪的关键.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判定某一犯罪行为体现的是个人意志还是单位意志,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棘手问题,审判人员往往痛苦地徘徊在个人与单位之间,难以作出决断.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单位犯罪意志及其司法判定,对我国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及司法实务均有重要意义.     

从刑罚特性看犯罪圈的界限

细观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存在和变化现实,会发现犯罪圈不断扩张的势头十分明显。这种明显的"犯罪化"趋势是对是错,学界观点不一,危害行为是否应当受处罚,其实质也就是国家有无必要对某个或某种行为动用刑罚权的问题,应当关注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必要,是否有动用刑罚的可能,动用刑罚是否有效益的问题。     

揭开犯罪概念的面纱——对“通说”理论的思考和检验

犯罪概念是刑法学的核心内容,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范。犯罪概念有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和混合概念之分,单纯的形式和实质之争无意义,混合概念没有揭露犯罪的本质。通说认为犯罪的特征包括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特征,但都不是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是意志自由,犯罪是行为人根据其意志自由为或不为,违反刑事法律规范且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     

揭开犯罪概念的面纱——对“通说”理论的思考和检验

犯罪概念是刑法学的核心内容,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范。犯罪概念有形式概念、实质概念和混合概念之分,单纯的形式和实质之争无意义,混合概念没有揭露犯罪的本质。通说认为犯罪的特征包括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特征,但都不是犯罪的本质。犯罪的本质是意志自由,犯罪是行为人根据其意志自由为或不为,违反刑事法律规范且造成社会危害的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的自由意志理念研究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与行政主体的行政职权相关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事实行为。它的出现以及它在市场经济国家高频率的作用，使传统的依法行政原则受到了新的挑战。在行政指导行为中，行政目的的实现是需要行政相对人的配合方能达到的。基于此，本文引入自由意志理念，从行政指导自由意志理念的确立之因和这一理念在行政指导过程中的具体适用两个方面予以论述和研究，以期为这一颇具人文精神的行政行为树立一种理念，构建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时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超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自由意志的假设与良知的呈现——康德与牟宗三的一点歧异

康德局限于经验知识之中,将自由意志看作假设,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他对道德的考察只是逻辑思辨地考察。牟宗三引进德性知识,断言良知的呈现,坚持认为人有智的直觉,能够认识到自由意志,对道德的考察应是体证式的考察。康德看重先验的道德法则,贬低经验性的情感,而牟宗三立足于良知的活动性原则,从应然与实然统一的角度,借助于儒家的道德“工夫”论肯定了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康德在解决至善问题时设定了上帝的存在,牟宗三则借助于无限自由心（良知）,强调德性与幸福的“诡谲的相即”,解决了圆善问题。     

刍议犯罪非刑罚化处置

犯罪问题的突出,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刑罚方法之于预防犯罪的效果及不足,并因此在制度上寻求非刑罚化的处置方法.我国在该领域的制度尝试和努力明显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而在该方法本身具备的某些优势已得到相当程度和范围认可的情况下,我国相关制度的改革几成必然之势.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论证该制度及其内容的合理性,从而为其推行构建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

在西方文化中,关于自由意志的思想有一个由隐而显的过程,早先只局限于从哲学方面加以探讨,主要从知识论或道德论的角度来理解自由意志.后来,自由意志走进了神学领域,成为一个争论的关键问题.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关于神的恩典(grace of God)与人的自由意志(free will)的关系问题,形成了三种派别,即奥古斯丁主义(Augusdnian)、帕拉纠主义(Pelagian)和半帕拉纠主义(theSenli-Pelagian),并最终在伊拉斯谟(Erasmus)和路德(Lutller)之间直接演化为一场公开的辩论,理论出发点和对待人性看法的不同,终于导致了他们在神学理论和人道主义学说上的差异,甚至对抗.     

情感因素在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

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在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熏陶和浸润下,以认肯理性为特征的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脱胎而出,而就历史发展的总体而言,情感因素却一直未能在罪过理论之中获得一席之地。     

浅谈技术犯罪与我国刑罚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技术犯罪也由此产生 ,严重影响了社会生活。而我国《刑法》对技术犯罪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着困难 ,作者在提出完善技术犯罪定性的同时 ,提出了预防此类犯罪的重要性。     

论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

未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从挫折－侵犯理论看农民工犯罪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影响下,农民工在城市受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排斥,其在城市的社会支持力量相当薄弱。而我们尚未建立一套新的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能对农民工加以有效管理的制度。在此情况下,如果受挫的农民工不能客观、合理地分析自己所遇到的挫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为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降低农民工在城市受挫的机会;要增强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支持力量,帮助农民工摆脱挫折;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使其能正确看待挫折,增强心理抗挫能力。另外,还要完善法律法规,增强社会控制的力量,抑制农民工的犯罪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