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道路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     

充分认识主观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

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     

一个高贵的人

我觉得很难把“张强”这个名字与一位53岁的人联系在一起——在遵义市红花岗区的招待所里,我们的谈话便从他的名字开始。 “我生于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那年,”张强说,“家父给我起名一个‘强’字,一是为祖国的强盛,一是因《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自强’之意。”     

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环境和条件的探讨

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的悲剧已经作了科学分析和总结,如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环境和条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是我们深入学习和宣传《决议》的重要任务之一。     

正确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复杂社会历史原因时认为,“文化大革命”中那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问题

(一 )龚育之同志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上 ,对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问题 ,提出了与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并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同的看法。 (见该报 2 0 0 0年 1月 1 7日、1月 2 4日、1月 3 1日、2月 2 8日的第三版 )历史决议认为 ,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应分为四个时期 ,即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 94 9— 1 956)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1 957—1 9 66)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 966—1 9 76) ;“历史的伟大转折”(1 976年以后 )。对此 ,龚育之提出了不同意见…     

要很有深度 非常生动

"杂志要办得从‘颇有深度’到‘很有深度’,从‘比较生动’到‘非常生动’。我觉得这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楚天主人》出版200期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从创刊到200期,《楚天主人》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北的发展,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领导干部就是政治家？

报载 :中央党校一位副校长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撰文指出 ,“年轻的政治家不坚持‘三个代表’ ,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是不行的 ,就得下台。”关于“三个代表” ,读者们是熟悉的了。而“年轻的政治家”何指呢 ?论者说 :“从现在开始到(中共 )十六大 ,两年时间里 ,中央部级领导干部５０ %多要退下来 ,在地方 ,省委一级干部２０ %要退下来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培养的干部也要逐步被‘文化大革命’后党培养的干部所代替。”“历史要把整个权力交给新一代政治家”云云。然则 ,他所说的“新一代政治家” ,“年轻的政治家” ,就…     

孙健忠作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

文学原是“乡姑娘”。她从一族一乡的地方走出来,汇入世界文学之林,自然带着各自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孙健忠创作中就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和土家族民族风味。作家说,他是“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追求上,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我力求在作品中写出那么一点‘湘西味’,那么一点‘山味’和‘野味’。”(《文学与乡土》,载《湘江文艺》八一年第五期)他的     

“片甫”·小议

《贵州民族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刊登田玉隆同志《从史学结合民族学看巴国与苗族关系》的文章里面有这样的叙述,摘要如下: 1“解放前黔东南苗族中‘有许多痕迹可寻’:黔东南苗族崇拜‘白虎’为祖先,他们把‘白虎’叫‘片甫’”。 2“苗族说:‘片甫’是苗族固有的,不是学自汉族,它也不是‘鬼’(只是祖先),是保护大家的”。 3“对‘白虎’的崇拜不仅是台江县苗族有,在剑河等其他地区的苗族也有。土司时     

用《决议》精神指导中学政治课教学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文献。这个《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     

美国中央情报局强使美国学者对中国说“不”

1998年出版的那本名叫《交锋》的书,对1996年由宋强等五位青年合著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作了无情的批判、征讨和贬损。《交锋》的作者断言,《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规定:“只要是爱国者,就一定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不’,倘若你说了‘是’,那就有‘洋奴’之嫌。”于是得出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字里行间,全是对美国人的不信任”的论断。《交锋》的作者马立诚、凌志军是缺乏逻辑常识呢,还是不愿遵守逻辑规则呢?     

江青为何无缘开国大典

2005年8月26日，“文革”中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转给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两篇文章：一篇是《开圉大典内卫秘闻》（摘自《中华儿女》2004年第10期）；另一篇是《书报义摘》2005年4月22日登载的《江青为何无缘开国大典》（摘自《党史博采》）。阎长贵在给邬吉成的信中说：“关于‘江青无缘开国大典’的事，现在报刊上不断宣传。     

忽如一缕春风来

2000年1月30日的《光明日报》头版,登载了一条消息,犹如一缕春风,吹来一片温煦,暗示着我们的政风可能出现某些积极的变化。消息说的是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和新闻单位约法三章,全文不过一百多字,没有通常难免会有的官话、套话、废话,读起来有新意,有滋味,寥寥数语,胜似万语千言。吴官正说:“一是省委领导的讲话,从我开始,在报道中不要说‘重要讲话’,把‘重要’两个字去掉,讲话那么多,哪有那么多‘重     

土地问题的政治文化效应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我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点明了这一:“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所谓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     

也来『估计』

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终于对“如果鲁迅活到1949年以后,在反‘右派’和‘文革’中的遭遇会怎样” 这个人们猜测不休的问题作出一个权威性的答复。这个答复来自毛泽东在反     

回忆老舍自杀前后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工作。老舍出事的前两天,北京市文联开会,老舍问茅盾先生：“明天的斗批改大会你参加不参加?”茅盾先生没有作正面回答,只轻轻地向他摇了摇手。第二天,老舍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老舍接着说：“‘文化大革命’     

底线要守住,时间最宝贵

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提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经过学习,我也谈谈自己的体会。愿望还是辨明是非,更加明确今后前进的方向。对"文革"一定要持根本否定的态度我认真看了《决议》全文,《决议》确实对建国以来各项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对党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也为今后的发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前景和目标做了论证,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决议》在当时确实秉承了一条原则,就是"宜粗不宜细"。     

“向日葵”的悲剧

向日葵 ,在今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心里 ,绝对是“革命花”。“文革”期间 ,向日葵的装饰图案比比皆是。但谁能想到 ,也有因为画向日葵而获罪的 ?最近本人“淘”到一本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延安交际处回忆录》 ,作者是当时交际处处长、后来的中央统战部的一位领导———金诚同志。在书中他专门拿出一章来说1943年夏至1944年春发生在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真实客观 ,应该说是较早反思这个运动的。他说 :“一时间 ,‘抢救运动’席卷延安和整个边区 ,一向生气勃勃、充满着团结互助气氛的延安城 ,突然被笼罩上了混乱和不安的阴…     

韩美林选字说

<正>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画家韩美林,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事业上有酸、甜、苦、辣,那我就选个‘苦’字,苦中有追求;在生活中有喜、怒、哀、乐,那我就选个‘乐’字,乐中解烦忧。”韩美林实践了他所选的两个字。他致力于画各种小动物,是有独到造诣的画家。但在“文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