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刑事辩护制度比较

对中俄刑事辩护制度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 ,旨在引起学界的思考和研究 ,以有利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完善与进步。同时 ,防止在刑事程序改革上发生左倾或右倾的偏离     

新刑诉法背景下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新刑诉法关于刑事诉讼辩护的规定作了较大修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也在日趋走向成熟与完善。但同时由于刑事司法理念和对刑事辩护制度定位存在一定问题,导致刑事辩护制度制定和实施仍然存在着缺陷,文章在分析我国现行律师辩护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对策。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完善及其对检察工作的启示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历史性完善，使辩护方能力得到明显加强，控辩双方权利（力）趋于平衡。制度上的变化增加侦查机关侦查难度，也增加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和指控风险，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只有熟悉新法规、转变办案观念、提升办案能力，才能应对新法所带来的变化。     

德国的选择辩护人制度及其借鉴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4 2条规定了一种独特的选择辩护人制度 ,赋予被告人选择他所信任的律师作为其指定辩护人的权利 ,并且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这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指定辩护制度 ,加强对被告人之人权保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辩护权的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已经在实施当中,这次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吸引了社会大众的关注,最为显著的改变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并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其的合法权利,改变了律师以往遭受歧视的尴尬处境。本文立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制度,首先对辩护律师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时间进行了明确的指出,并进一步指出新《刑事诉讼法》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与地位提升的具体表现。     

新刑事诉讼法对律师辩护业务的影响

新《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确认了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新刑诉法完善了律师会见程序、确保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落实,基本解决了律师在刑辩业务中的"三难"问题。其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平衡了控辩双方在取证能力上的差异;专章设置了刑事和解制度,为律师在刑辩业务中开展刑事和解打好了基础。     

比较法视域中的公设辩护人制度研究——兼论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

公设辩护人制度建立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兑现国家刑事法律援助义务以及矫正辩护服务的过分商品化。公设辩护人具有公务人员与辩护人的双重身份,从诉讼构造、立法规范及历史沿革上看,公设辩护人的基本属性是辩护人,他们应首先遵循律师职业伦理,而非公务人员的行为规范。实际运作中,公设辩护人组织的隶属关系影响到其独立运作;其受案范围的确定既存在根据贫困与案件性质的双重标准模式,也包括与强制辩护制度相结合的模式;从保障被告人权利角度上看,公设辩护人的纵向代理方式优于横向代理方式。通过借鉴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成功经验,形成社会律师与公设辩护人多元并存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以维护我国公民律师辩护权。     

论刑事辩护制度的革新——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基点

刑事辩护制度一直以来是理论界和司法界共同关注的焦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新《刑事诉讼法》体现了先进的司法理念,实现了与2007《律师法》的有效对接,在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同时,解决了律师在实务中所面临的会见难、阅卷难等执业难题。但美中不足的是缺乏相关权利的保障性和程序制裁性条款,且这有可能会影响到律师辩护权实质而有效的行使。     

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指定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面对国家控诉机关的追诉,在强势的国家权力重压下,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权力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性。指定辩护制度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均有急需完善之处,迫切需要反思与完善。     

指定辩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指定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面对国家控诉机关的追诉,在强势的国家权力重压下,被告人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权力存在被侵害的可能性。指定辩护制度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均有急需完善之处,迫切需要反思与完善。     

新刑诉法对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与挑战

正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的第二次修改,推进了法律援助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进步,也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来自国家的法律帮助。然而,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论无罪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本文通过对各国的刑事诉讼法对无罪辩护相关内容的规定以及无罪辩护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的考察并结合我国现行的司法状况,发现我国在无罪辩护在立法和司法中的可取之处以及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使得我国的无罪辩护真正与世界的司法接轨。     

强制辩护：一项势在必行的制度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我国一项宪法原则，也是刑事诉讼法重申的原则。为了保障这一原则的落实，我国建立了指定辩护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援助制度，新修订的《律师法》还扩大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甚至为此不惜实质性修改了《刑事诉讼法》的部分条款。不过，我国刑事辩护尚未臻完善，当然谈不上已可止于至善，实际上，它还有很大的进一步改革、完善的空间，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就是强制辩护制度尚未得到确立。也就是说，我国刑事诉讼有待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由任意辩护转变为强制辩护。     

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在现代法社会,只有律师辩护职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实现司法公正.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律师辩护制度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对辩护人职责定位不准、对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制度的设计不合理等导致司法实践中律师辩护“三难”问题突出,严重影响律师依法、充分履行辩护职能.鉴于此,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基本解决了实践中反映主要的,突出的问题.本文仅就新刑诉法对辩护人责任的重新定位、审判前辩护制度的确立,会见难的突破和防止报复性执法等四个方进行深入分析.     

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应对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修改

修改后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基本实现和律师法的衔接。相关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必将给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必须通过改善现有的侦查工作机制,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协调,找到一条应对之路。     

李庄案与刑事辩护——考察德国刑事辩护人与被告人的关系

从程序上讨论李庄案,核心问题并非李庄行为的定性,而在于李庄行为怎样被定性。从考察德国的刑事辩护人理论以及相关司法判例出发,研究德国刑事辩护人的权利以及辩护人和被告人的微妙关系,用以证明李庄案审判结果的正确。     

审前阶段律师的有效辩护

正我国2013年新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只承认律师从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开始作为辩护人参与到诉讼程序中。为适应刑事诉讼审前阶段律师辩护普遍性的世界发展趋势,新《刑诉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有权委托辩护人,将律师审前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往前延伸至侦查阶段。随着我国律师审前阶段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与完善,其在该阶段的重要价值和     

辩护制度的修订对反贪侦查的影响及其应对

修改后的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辩护制度,扩大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给反贪部门传统的侦查模式、调查取证以及查处窝串案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反贪部门应积极开展调研,主动适应新刑诉法的要求,转变侦查模式,完善侦辩关系,加强初查力度,在创新中推动反贪侦查工作不断科学发展。     

辩护制度：力求在宪法与刑诉法中良性互动

宪政的本质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人的基本权利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表达,也需要宪法和法律予以保障。因此,一方面,各国在宪法上明确规定辩护权等个人基本权利的同时,设定无罪推定等保障机制奠定辩护权的根基,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辩护权的具体行使方式,保障辩护权的行使效果。在现代宪政国家,辩护制度在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力求良性互动。辩护权由一种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权利演变为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现了当今宪法和国际法在辩护权保护方面与刑事诉讼法的互动与一致。美国早在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指控者享有……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并在各州宪法中予以确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权利中律师辩护的权利是抗辩式诉讼程序的基石,有专业的辩护人代理被告人案件是抗辩式诉讼程     

论我国的指定辩护制度

指定辩护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必要的。但我国的指定辩护还存在着辩护介入时间过晚;指定辩护的范围比较狭窄;普通程序简化审中的指定辩护形同虚设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