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政府,大社会"管理理念的反思

本文对“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理念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管理理念不适合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必须转换。政府的职能转变不是简单的“由大到小”,而应该是“由大到好”。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国的民间组织还有待发展。     

论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与海南特区“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实践

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统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必须进行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管理方式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政府权力结构的配置要科学化，要建立起从上至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增强活力、提高效率、调动积极性；行政体制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方法要妥。海南特区“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构建，就是邓小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思想在海南大特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与发展，必须继续坚持以这一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深化“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改革。     

“大市场、强政府”与“小政府、大服务”

“大市场、强政府”与“小政府、大服务”林子英建国４０多年来，我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问题上，走了一条相当曲折的道路，长期在放权、收权的循环圈中徘徊，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权力，科学地理顺中央...     

推进广东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共销一合伙”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模式，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科学分类，推进“政社”分离和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与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差异化管理，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是推进广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解决“转什么、愿不愿转、能不能转”问题和拓宽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渠道的关键。     

论建设大而好社会与小而强政府——基于“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建设大社会、好社会、小政府、强政府＂与＂良法善治＂是＂法治广东＂理论与实践的精髓。深入实践＂法治广东＂理论,特别要培育社会自治、厉行良法之治,基于良法行善治。培育社会自治是最符合人性的社会建设方式。实践派的哲学理论、人群呈正态分布的科学原理和治理经济学的分析,以及行善治所要求的公共治理结构,均支持这一结论。为培育社会自治,需要确立判断良法、善治的标准,建立相应的评估机制。     

“小政府大社会”辨伪

近年，中国有一种思潮非常流行：“小政府大社会”。很多人认为目前的政府太强势，政府的权力应该降低，民间力量应该增强。这些人信奉西方的“有限政府”理念。他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人类社会需要政府，但政府的发展趋势总体是向恶，所以必须对政府加强限制。这些人信奉自由主义，认为只要政府退出，民间力量就可以把事情搞好。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认清自己所推崇的理论的真相。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互动机制研究——以“两型社会”的构建为背景

两型社会的构建对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从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理论演变以及“新发达”模式的实践来看,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良性互动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从“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的实际情况来看,应采取强政府和强市场的调节模式,合理划分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边界,加强政府调节行为的法制化建设。     

试论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

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使中国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成为现代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责。合作互助是风险社会的政府应急管理基本理念之一。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制”的解体和“一体化”应急机制的失灵,政府的应急管理必须走与社会合作互助之路。在“服务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下,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在打造一个“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当公共危机突至时,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网络,提高应急管理与服务的效率,避免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转型期我国政府及公共行政改革取向分析

在市场化全面推进的时代,重新定义国家的作用,试图通过改革政府以改变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实现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的过渡,构成了20世纪后半叶至今,后发展国家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宏观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在全面改革的进程中,如何把握政府规模和政府治理方式,即选择“大政府”模式,还是“小政府”模式；在经济全球化中,政府是倾向成为“国际化”的政府,还是“本土化”的政府；在政府的行政改革中,是走全面“官僚制”的道路,还是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的范式,对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都是需要广泛探讨和严格论证的问题。一、大政府与小政府：转型期我国政府角色的改变及政府边界重划政府的“大”与“小”是与政府的职能、公共财政预算和支出、行政人员、工作效率等变量相联系的问题。自从中国进入经济转轨期以来,到底应该朝大政     

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在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伴随着我国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出现。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模式．需要一个善于调动、开发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及其能动性的社会管理新体制。这一新体制的核心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能够形成共生共长、相辅相成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本质就在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和谐政府的标向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以及和谐管理理论,和谐政府的目标指向是构建政府自身的“组织和谐”、政府环境的“生态和谐”以及政府与环境交互的“关系和谐”的政府和谐圈。政府组织和谐是指政府作为一个系统自身的和谐,主要包括政府目标和谐、政府结构和谐、政府管理和谐、政府职能和谐、政府运行机制和谐、公务员心态和谐,它是构建和谐政府的核心;政府生态和谐包括政府营造的自然生态的和谐、社会生态的和谐、精神生态的和谐,它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基础;政府关系和谐包括政府与执政党关系和谐、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和谐、政府与公民关系和谐等,它是构建和谐政府的关键。     

海南“小政府、大社会”的实践与启示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伊始，就进行了以“小政府、大社会”为目标的机构改革，其基本框 架与１０年后由国务院机关拉开序幕的全国范围内的机构改革完全一致。１０年来，海南取得 了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政企分开、机构人员减少等一列成果，但也遇到机构减而复胀、政府 职能转变滞缓等问题。总结分析海南的实践，给我们今天正在推进的全国性机构改革带来 许多有益的启示：更新观念，淡化和改变“官本位”，是搞好机构改革的前提条件；充分考虑机 构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精心设计，正确决策，坚定不移地推进，是避免机构改革不再走回 头路的基本要求；转变职能，自减权力，还权于企业和社会，是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实 现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是机构改革的一大难点；注重法制，严肃纪律，是机构改革顺利实施 的重要保障。     

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与互助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政府逐渐难以独自承担所有的公共服务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社会责任,而社会组织的兴起与发展恰恰为政府及公众提供了一种联系纽带。构建良性高效的互助体系,就要加大社会组织的培育扶持力度、加强其自身的能力建设、搭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间互助共赢的合作平台。     

法治化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正确路径——反思海南“小政府、大社会”行政管理模式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提出和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模式．成为海南改革探索的一大亮点。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诸多原因，“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在省委关于海南如何构建“更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突出经济特区的‘特’字”的命题下。对这一管理模式和改革实践进行反思总结，对思考海南未来发展路径不无裨益，为此．本刊刊发下文．以供读者参考借鉴。     

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构建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政府与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两大主体,两者之间合作关系的成熟与完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为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动力,推动合作关系初步形成,但这种关系仍面临着由双方性质、结构、财政来源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主要对策就是求同存异,采用确定共同的目标、建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创新合作机制等方法,为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提供保障。     

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

政府购买作为维系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重要方式,是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重大创新,也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契机。本文从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探索与实践出发,分析指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提出社会组织发展路径的几点思考:一是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环境;二是突破体制困境,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三是增强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四是调整布局结构,提高社会组织服务供给能力。     

强政府和强社会

在学术界,对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之间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可以归纳为4类:一、强政府、弱社会;二、强社会、弱政府;三、弱政府、弱社会;四、强政府、强社会。很显然,最差的情况是弱政府和弱社会,而第四种情形即强政府、强社会是最理想的。     

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公民社会的功能探析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内在地要求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共谋合作,逻辑地体现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彼此回应。因此,公民社会的健全与否,其功能的强与弱影响着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质量。而我国的社会是政府主导型的依附性社会,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我们要积极寻找完善公民社会的对策,强化公民社会的建设,使其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发挥应有功能。     

转型期社会管理困境与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管理的基石.当前我国政府公信力呈现整体弱化、层级差异和“塔西佗陷阱”特征,公信力的现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管理实效的重要因素.应当从政府善意、政府绩效和公共沟通这三大维度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以提高社会管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