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再分析

美菲两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问题上长期存在分歧。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为实现其总体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该条约是否适用于南海的问题上刻意保持模糊性，没有明确宣布该条约适用于南海，同时美国拒绝将菲律宾提出主权要求的南海争议岛礁纳入该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上任之后，随着美国的对华战略和南海政策发生重大改变，特朗普政府不仅明确宣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地区，而且试图把中国的两个岛礁美济礁和仁爱礁也变相纳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政策调整被拜登政府继承。美国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上的政策调整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威胁了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早期的南中国海研究

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中国称为"南海",20世纪之前,尽管是海上大通道之一,但一直默默无闻.进入20世纪,南中国海的局势几经演变,愈趋复杂:在周边国家与地区式微的情况下,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如法国、日本、美国等.自1974年开始——该年1月,中国与已经消失的南越在西沙群岛发生冲突.     

冷战与发展的矛盾——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

自二战以来,为了实现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安全与经济等多重目标,美国政府将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一体化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美国政府在这方面最早的实践之一就是在1954年成立的、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集体安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所进行的相关经济活动。由于主要服从美国自身在这一区域的外交和安全目的,美国的相关政策招致相关盟国的批评。不过,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经济政策的诸多特点一直延续了下来,甚至在今天也仍可见其影响。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外交与第三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肯尼迪-约翰逊时期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服务于美国全球遏制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军事反应、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在与苏联和中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使用这些手段,反对他们认定是亲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有关的事态发展。总体而言,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寻求恰当位置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虽然有所成就,但也充满了危机、挫折、痛苦和失败,外交决策者和普通的美国人为遏制战略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美国与中苏联盟(1950-1965年)

战后195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历史性和决定性的失败。美国对中国相继采取接触政策(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打入"楔子")、极限施压政策、核武压力等,目的都在于分裂中苏同盟。然而,在中苏同盟实际破裂之后,美国方面却没有及时、正确地认识到,这就有了后来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政治的逻辑,使得其对待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区别对待)和在亚洲的共产主义(坚决遏制),截然不同。美国的冷战思维在亚洲地区高度程式化,并日益固化为其国内政治中的"冷战公理",虽明显充满偏见,但无人能加以挑战,因为代价太高。尼克松-基辛格政府抓住越战失利的机会,加上二人对美国国内局势的掌控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才得以短暂实施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不过"冷战公理"的根系仍在。     

美国“石油大王”在印度尼西亚

“把印度洋从南中国海和菲律宾海分隔开的印度尼西亚羣島鏈形防卫地带,对于西方在战略上具有极其巨大意义。……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在羣島上得到勝利,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印度尼西亚投下了足以实現堅决措施的睹注”。“紐約时报”评论員凱·波尔敦对“自由界世”在亚洲这一区域的利益这样地說明着。     

美国国内关于部署NMD的争论及其未来走向

美国试图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计划不但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在国内也引起激烈争论.这场争论分成三派,即战略防御派、国际军控派以及政府.它们主要围绕<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的有效性、部署NMD的必要性及其规模与美国国家安全展开争论,这些争论将直接影响布什政府的NMD政策以及NMD本身的未来走向.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中国因素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控制东南亚是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步骤.最近,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宣布重返东南亚,其主要的战略意图是牵制中国.美国重返东南亚对中国的消极影响大于其积极影响,中国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包括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推进东亚经济区域合作,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以及促进中美关系等.     

菲律宾领土“条约界限”在中菲南海领土争端上的地位和证明价值

1898-1930年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签署《巴黎条约》和《华盛顿条约》,与英国签署《美英条约》,明确界定了美治菲律宾的领土界限,我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并不位于其中.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才提出在国际法上根本站不住脚的所谓依据和证据,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并强占部分岛礁,并直到1997年才对黄岩岛提出领土要求.根据国际判例和条约解释的国际法,综观中菲双方主张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项条约及其所确立的菲律宾领土界限在判定黄岩岛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不具有直接创设条约权源的作用,但它们在证明美国和菲律宾在1898年及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未对黄岩岛和所谓“卡拉延岛群”提出领土要求、未针对我国明确的主权宣示行为提出对抗性主权主张等关键事实上具有重要的证明价值.     

美国条约行为的模式

美国条约行为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签署条约而不予批准;二是对行政协定的偏爱。美国宪法关于缔约权的模糊规定使总统与参议院的缔约权之争贯穿整个条约过程,从而造成了条约进程的整体拖沓和众多条约的延迟批准。美国对行政协定的偏爱,其表层原因是追求缔约效率的提高,深层原因是缔约权天平不断向行政部门倾斜。作为固有的外交实践,这两种模式化的行为使美国得以更少承担国际义务,并得以根据国内需要变更国际义务。     

冷战初期日本南海政策及东南亚战略取向

冷战使日本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作用提升,成为反共"防波堤",其具有政治目的性的东南亚"经济外交"呈现出明显的海洋战略取向,且影响至今。因地缘利益、东南亚战略,日本南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自冷战开始后始终没变,即追随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南海诸岛归属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和立场,这为后来南海周边某些国家侵占南海岛礁留下所谓借口。此时日本还曾插足于南海诸岛,由于海峡两岸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使其非法行为无法为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越来越依赖南海航道和加大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这决定其"关心"南海问题就是势所必然了。     

论当前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国际环境

2010年以来,在美国高调介入南海地区事务以及越南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与外部化政策的影响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影响日趋增强,主要南海权益争端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趋向强硬。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表明,南海争端矛盾的尖锐化、问题解决机制的多边化、区域外强国介入的常态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维护南海权益不得不面对的国际环境。而美国与东盟提出的多边谈判和尽早协商通过《南海地区行为准则》的建议短期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从容易解决的争端下手,通过双边谈判首先解决某些具体争端,逐渐消解南海问题的复杂性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问题复杂国际因素、和平维护南海权益的必要之举。     

中国南海断续线:产生的背景及其效用

中国南海断续线是在1933年法国占领南沙九小岛、二战后法同继续占领西沙群岛,以及菲律宾企图把南沙群岛并入其国防范围内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目的是,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在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草案中,美英故意不提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归还问题,为以后的南海领土争端埋下了祸根.在这种情况下,南海断续线起到了一定的效用,它不仅反映_r南海诸岛是在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对<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理的否定.     

从越南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看南海问题与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炒作

作为海洋战略实施的具体措施之一,十多年来越南外交研究机构持续主持召开关于南海(越南称"东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已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机制。第12次南海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越南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世界和南海地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的,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各届会议的新特点。越南主流媒体对此次会议给予了较多关注和宣传报道,力图表现出研讨会的所谓"公正性""学术性""法理性"特点,反映出的意愿则是服务于攫取和扩展自身海洋权益的目的,并与美国关于南海问题的声明立场相呼应。举办方试图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平台的形式,渲染南海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推卸在南海制造麻烦和分歧的责任,宣扬其南海政策主张,寻求影响和主导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传播话语权。维护南海的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南海区域国家和东盟的共同愿景,推动这一愿景的落实是各方的责任,越南需要拿出切实的诚意和实际行动,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其媒体也应该发挥出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及其影响

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美两国竞争加剧。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南海政策的军事化倾向尤为突出。通过案例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可以看出美国南海政策军事化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为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提升了"航行自由行动"的频率和烈度,增加了在南海内沿和外围的军事战略存在,还加强了与盟国的同盟关系。不过,美国国内有一部分人认为南海政策军事化目前并未达到其希望的效力,反而使美国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愈加难以保持平衡。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受到挑战的同时,中美关系也因此有所倒退,南海局势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此,中国一方面要保持克制态度,增强危机意识,做好预案,通过高质量外交对话等方式增进与美国的政治互信,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推进与东盟国家《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磋商,与东盟国家一道维护好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After the euphor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 in the 1990s

The United States welcomed the recent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and has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new government since April 1994. Traditional American interest in South Africa was motivated first by opposition to communism and then by opposition to apartheid. However, the demise of those systems as well as uncertainties regarding South Africa's transition make it doubtful that the US will give the country as much attention in the next several years. In the more distant future shared interests are likely to br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 closer.     

美国极右组织约翰·伯奇协会的沉浮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以下简称协会)是战后美国出现的一个极右组织。麦卡锡主义遭谴责后冷战格局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国内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权利法案》提供的保护以及美国国内存在的区域纷争,为协会的建立和存续提供了条件。与麦卡锡主义一样,协会也主张“共产主义阴谋论”,但在表述方法和所包含的内容方面又较麦卡锡主义灵活而丰富。作为一个组织,协会实行严格的集权制管理,通过发行刊物和公报、建立委员会、寄发邮件和游行示威等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它的极右言行对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协会对“共产主义阴谋论”的泛化和它对美国政界人物的指责,使它逐步失去了保守主义运动主流派的支持,沦为边缘右派。     

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发展——2019“南海论坛”综述

当前国际形势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南海局势的管控、稳定和发展也存在诸多挑战和变数,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在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南京大学华智全球治理研究院协办的2019"南海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2018-2019年南海局势评估""南海海洋权益法律风险盘点与评估""大国博弈与南海局势的未来走向""‘一带一路’与南海局势的发展""南海‘蓝色伙伴’关系--内容与前景"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与研讨。"南海论坛"旨在构建一个交流和研究平台,以激发前瞻性和创造力的研究和思维方向,推动南海问题综合研究,构建共同的学术网络以服务国家南海战略决策。     

理解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新思路——基于国际法视角看南海争端的解决路径

南海共同开发与航行自由问题的明确与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海洋权益以及南海的未来法律秩序。尽管泰国湾地区的共同开发经验能够为中国提供借鉴,但南海主海的情况与之有很大区别。共同开发方式在国际范围内接受程度不广泛,实际效果不理想,其对南海争端的可适用程度较低。因此,应对共同开发方式在南海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予以重新定位。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共同开发不能成为解决南海争端的优先选择和主要方式,即便在短期内以共同开发方式为处理南海争端的权宜之计,也应当注重构建一个合理的共同开发机制。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并未被后来的有效国际法律规范所更改或取消,这一权利不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架构来解读,也并不存在妨碍南海航行自由的问题。相反,倒是其他南海周边国家滥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所提出的意在分割、控制南海的种种主张更加妨碍南海的航行自由。比较之下,中国的主张更加符合南海水域本身的性质及其适用当代海洋法之后的应然状态。     

从白皮书看越南国防战略的调整与变化

2019年底,越南时隔10年第四次发布国防白皮书.越南选择在人民军建军75周年之际发布该白皮书,引起了各方的关注.《2019年越南国防》主要基于地缘环境的变化对国防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今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方向,或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了各方对越南在国防预算、南海问题、越美关系和中越关系等方面政策的关注.在《2019年越南国防》中,国防政策调整为新和平自卫政策,即坚持持久斗争,在国际法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实施"及早远程防卫,随时反侵略战争"的方针.今后的国防建设方向,则调整为以军区防守为引导,建设更高水平的区域防守.在军队建设方面,人民军朝着军种化等方向调整编制,提高武器装备的自给能力,外购部分先进武器,至2030年完成现代化.由于直接或间接融汇了21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制定的多份战略文件,该白皮书的理论化程度更高,系统性、逻辑性更强.与前三份白皮书相比,《2019年越南国防》更多的是对相关领域的系统化发展,内容非常新,信息量非常大,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各项政策至少对今后10年都具有较强的指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