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中求统”: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语境与逻辑问题

大一统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遗产,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围绕着大一统内涵、过程、性质与影响的认识与评价,思想史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诸多争论。但无论对于大一统本身所持态度如何,争论各方往往都倾向于将大一统视为一种独立于语境之外的固定结构。作为一种限制性认识前提,这无疑妨碍了对于大一统政治思想与实践发展史的全面理解,更影响到从学理逻辑上阐释大一统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与治理事业的内在关联。有鉴于此,在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有必要超越“正典解读”的束缚,以变的思维考察统的历程,同时也以统的逻辑来整合变的史实,将对大一统的思想史解读放在问题逻辑的语境中,关照智识语境与政治语境对其评价的影响,并慎重地探讨其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唯其如此,对大一统的关照和本土化阐释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     

试析当今农民的政治心理

试析当今农民的政治心理○曹泳鑫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生活或政治关系的情感、态度、信仰、性格和价值取向的自发性主观反映，它支配或调节着人的政治行为的一定倾向。事实上，许多人并不具备或不懂得政治、法律、哲学和伦理等系统的理论知识，但他们置身于社会生...     

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两重性分析

关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理论界存在着"监护关系说"、"特别权力关系说"、"民事契约关系说"等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均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实际状况.事实上,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两重性,既存在行政法律关系,也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同时并存.     

权利的变迁及其指向

从历史上看,权利的形成来自个体到家庭财产私有权的确立以及政治权利的衍生;从逻辑上看,自然法对自然权利的初步规定,逐步抽象出自由的权利。基于自由权利保障的目的,国家得以形成。在此基础上,权利的历史形成同时经历了两个方向的发展:具体的权利经过制度确认最终成为法律条文,并成为现代公共治理乃至政治活动的核心内容;而抽象的权利则经过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逻辑论证,最终成为法律价值与政治价值,从而成为现代公共治理乃至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     

多元公共行政价值与路径选择——《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评析

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从整体性的视角对公共行政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根据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将公共行政学功能性地划分为管理、政治与法律三大途径;强调对公共行政中的三种途径的有效整合;提出了美国公共行政未来的走向.该书在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即三途径的功能性划分与政治体制的结构性划分在对应性方面存在着逻辑矛盾;三途径的多元主义倾向容易使其陷入相对主义境地;三途径划分本身存在缺陷;没有真正实现三途径价值的有效整合.     

理性与浪漫:毛泽东法律思想的心迹考察

毛泽东关于法律本质、法律适用、法律运行和法律价值的认识,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有机体系,表现出其作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和理性.但是,由于社会情势的变幻不时触动着他作为一个诗人哲学家的浪漫情怀,使他的法治思考与实践又常常闪烁出非理性的色彩,令人扼腕.在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中,鉴往而知来,对于这种似乎矛盾的法律性格进行整体的文化反思,可以更理性地揭起当前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我国行政问责制推行困境及原因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必然,建立行政问责制符合我国的国家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理性期待,反映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但是,目前行政问责制推行存在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权责不清,问责内容狭窄,问责程序不规范,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文化滞后,公民社会力量薄弱等方面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制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法治进程等政治生态的影响,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过程充满障碍,进展甚微.     

思维方式·治国之道·演变规律——中西政治思想的相通之处举隅

从总体上讲,中西政治思想体系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但在思维方式、治国之道、演变规律等方面存在着相通之处.中西政治思想体系中共同存在着中庸思维和普遍主义思维形态,在治国之道上存在着共同的治国理想、存在着共同的治国手段的基本维度,在历史演变方面有着共同的基本议题与价值关系--权威与自由的平衡.中西政治思想体系差异的背后,隐藏着共同的基轴.两种思想体系的不同之处能够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政治的特色,而二者的相通之处才构成借鉴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历史与发展逻辑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即下放经济领域自主权、地方探索创新、全面开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阶段。在演进过程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呈现不同维度的逻辑特征,包括政治逻辑、动力逻辑、技术工具逻辑,既体现了已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重要经验,也反映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使国家治理效能新提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逻辑,同时全方位转向依法治国和法律驱动改革的法治化逻辑,从注重数量到注重权力结构质变的运行逻辑,从经济效率导向转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逻辑。     

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

党内政治生态的风清气正,既来自中国共产党人对从政品德的坚守,也源于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遵循。因此,德法兼修是新时代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逻辑选择。优化党内政治生态内在地要求党员干部政德素养与法律遵从的共同支持,必须一手抓德治,一手抓法治,实现道德和法律共同遵守、德治和法治相得益彰。具体地说:一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德法共治理念的深刻意蕴,夯实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理论基础;二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与法规法纪教育相结合,提升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思想基础;三是推进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制度建设,增强德法兼修优化党内政治生态的实践基础。     

绿色发展理念普惠民生的三重逻辑

绿色发展理念彰显了清晰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呈现出古代智慧与时代哲学的交相辉映,也再现了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深刻变革;历史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演绎了人本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对话交锋,也凝结了惠民利民与富国强国的理想诉求;实践逻辑上,绿色发展理念既展现了经济增长与生态压力的矛盾,也显示了党对人民的绿色承诺与绿色发展的使命践行。这三重逻辑彼此融合、相互关联,统一于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指向。     

试论社会主义法律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

社会主义法律与共产主义道德的相互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的课题,又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课题。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伦理学在研究社会主义法律与共产主义道德时,不仅要阐明它们各自的特点和相互区别,而且更注意它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的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这对于把握社会主义法律与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特点,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共产     

制度、行动与策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生产逻辑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逐步从萌芽状态发展起来、并最终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在我国正式予以确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组织载体和最重要的实践样式.在当代ADR的语境之下、现代社会管理的背景中,考察其生产与流变的逻辑,对探明其成长预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从与传统调解制度的连续与断裂、政治力量对社会控制的需求所采取的理性建构以及行动者的策略三个维度,反映出了人民调解制度及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生产逻辑.     

开拓政治价值: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

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是政治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政治价值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设置价值目标和原则要求,也使得政治权力的存续具有一定正当性,从而成为政治得以稳固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历史地看,儒家的道德政治彰显出政治德性;源于近代西方的权利政治表现出政治理性;而侧重于功利的法家政治虽具缜密政治逻辑,但在价值上存在明显缺失。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需要在继续动态地通过顺民意、促民生等实践方式维护政治正当性的同时,平行开通并拓展政治德性和政治理性的生发途径,强化政治的道德价值和理性价值,使民主法治具有更大的道德正当性、权利正当性和法律正当性,避免陷入单纯的利益政治或功利政治。     

逻辑原点、基本原则与功能期待：完善监察监督机制的应然面向

正监察监督作为反映监察委员会基本职能的内在要求,从规范的运行层面回应了集中统一反腐的政治逻辑。作为监督的实现方式之一,其广义监督的范畴涵盖了监察委员会业已整合的监督、调查与处置职能,性质上有别于党内执纪监督、人大权力监督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在监察委员会广义监督职能的实现过程中,应从监督权配置的政治逻辑原点出发,严格保障监察监督各     

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之博弈

法律逻辑蕴涵了"法治"与"合法"的元叙事,建立在法律概念、知识、规则、原理等基础上,以法律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呈现理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倾向。大众逻辑蕴涵了"民主"与"正当"的元叙事,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与直观感受,涉及对利益的算计、对事物的非专业感受与情感波动,呈现情绪化、理想化和普泛化的倾向。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在现实中的博弈,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法官法条主义"与"大众法律情怀"之间的区隔。法律与公平正义应是同构的,合法性只能说明法律上有限的理由,正当性则从人类更高的价值来说明法律存在、变化和发展的根据。法律作为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根本基础在于大众的愿望诉求,要关注和回应社会的需要,把大众权利作为构成社会关系和法律秩序的本位性要素,从而构建理念形态、制度形态和实践形态意义上的法治文明。     

习近平关于卫生健康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

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这一重大课题,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卫生健康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卫生健康重要论述具有历史、价值和实践三重逻辑:在历史逻辑上,这一重要论述是对党领导人民发展卫生健康事业的时代传承;在价值逻辑上,这一重要论述是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具体展现;在实践逻辑上,这一重要论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夯基指引。把握这三重逻辑对于领悟习近平关于卫生健康重要论述所蕴含的深层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整合与“条块”整合: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的双重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社区党建工作被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抓手。本文立足于社会整体与微观实践,以天津市两个党建工作模范社区为例,归纳出新时代城市社区党建存在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指导逻辑。其中,政治逻辑是主导逻辑,基本思路是通过强化对社区党员的属地管理,提升社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能力,进而提高党的基层社会整合能力。行政逻辑作为政治逻辑的衍生品,是指通过区域化党建等形式,借助于党的权威地位,弱化"条块"矛盾等体制弊病,提升社区的服务和回应能力。政治与行政逻辑的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增强社区两委服务群众的能力,进而强化党的执政合法性。伴随着新时代社区党建的全面跨越,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正在显现出从动员组织到动员个体、从国家优先到人民本位、从社区建设到街道变革等新趋势。这不仅昭示着社区建设迈入了全新阶段,而且对于构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乃至全人类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亨廷顿政治秩序模型的逻辑、内在困境及其启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模型构建的逻辑基础可以概括为三句话,那就是:社会变迁是根源,稳定政治秩序是目标,权威与制度化是保障。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深入分析他的政治秩序理论模型,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与内在困境,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社会变迁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秩序与自由之间的选择、政体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关系。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模型存在的内在困境,本质上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困境。亨廷顿的政治秩序模型及其困境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启示在于: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平衡与良性互动,是中国政治稳定和顺利实现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条件,"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理想目标之一。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建构图式

关于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同学科对它的解释都代表着一种对建构政治合法性理论的研究图式.伦理学以道德理念为逻辑起点,形成政治对正义等基本价值的信仰,成为衡量现实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终极价值标准;合法性在法学中保留有"与法律一致"的涵义,因而法律实证主义将合法归结为合乎法律;社会学家认为,在符合一定价值规范基础上的支持和忠诚或依据于被统治者是否相信或赞同某种统治,来确认政治统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