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再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应采用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一般情况下应当采用明显优势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以及较大数额罚款等严重影响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益的行政处罚案件，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于原告应当提出证据证明的事实及其他程序性事实适用合理可能性证明标准。     

浅析我国行政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行政程序的证明标准在我国理论界所提及的比较少,一般在私法中提到的比较多,如民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等等,而在诸如行政法的公法当中,尤其是在程序法当中,证据的标准也都是借用民法中的证据标准来加以适用的。文章通过对证明标准的概念、来源、种类等加以分析,通过传统的民事诉讼法证明未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出行政程序中所应该或者实际上正在适用的证明标准。     

简析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之差异

针对长期以来 ,我国刑、民事诉讼中均坚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同一的证明标准。本文通过介绍辛普森案刑、民事诉讼不同的判决 ,指出刑事诉讼应坚持“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应坚持“优势证据证明”的证明标准。并分析了刑、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差异的原因及坚持刑、民事诉讼不同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和未来证据立法的启示意义。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再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较好地回应了社会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在证明标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或相关国际公约也称之为“民事没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为摆脱“程序失灵”的命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构建我国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之研究

我国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相对分离,以及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差异,都要求我国构建量刑事实独立的证明标准体系。国外一般将量刑事实分为双方有争议的量刑事实（包括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双方无争议的量刑事实,分别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构建量刑事实证明标准体系时,可参考国外的规定．以我国量刑事实构成要素体系为基础,并结合不同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的能力之不同而设置。     

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解读与释疑

当前对侦查终结概念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并非只能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撤销案件同样应当成为侦查终结的可能处理结果之一。2012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早前司法解释对证明标准引入主观性的做法,将"排除合理怀疑"正式规定为判断"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条件之一,这对公安机关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侦查终结证明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不论是认知差异的客观存在,还是证据发现的走向纵深,都不应当成为否定其作为侦查终结证明标准的正当理由。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现行证明标准存在理想化、操作性较差、诉讼成本偏高等突出问题。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实践中由事实认定所造成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盲目地放大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视整个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和体制积弊、法治有待生成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同度较高,“案件分类区分标准”观点容易导致司法蛮横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为了弥补现行证明标准自身不足和解决实践问题,应当在坚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为主体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要明确区分定罪证明标准与非定罪证明标准所适用的事实范围。     

间接证据案件证明标准辨析

在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司法裁判的一个难题,而依据间接证据定罪的证明标准是这一难题的核心。间接证据定罪的“唯一性标准”具有合理性和实用价值,但是司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这个证明标准时要防止出现过严的偏差。认定结论的唯一性属于主观意义上的证明标准,不应理解为客观意义上的绝对真实。认定结论的唯一性应体现为证据组合的完整性和证据审查的系统性。     

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构建,立法论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刑事证明标准,首先要明确刑事证明标准应该以法律真实说为理论基础;其次,证明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后,关于具体适用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指所有的案件事实与量刑事实,而是指定罪事实和从重处罚事实。另一方面则要强调排除合理怀疑旨在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还未完全建立,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外部和内部保障制度。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兼及一则典型个案之解析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二者都是在认识论角度论证,因此应引入价值论分析方法.国外存在客观的"排除合理怀疑"和主观的"内心确信"的证明标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在具体界定我国"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时,应当根据所要证明的罪行轻重,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践应用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作为普通法系国家认定事实的标准,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有较大差异。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引入中国刑事诉讼,司法实务工作者不仅需要审慎把握普通法系国家与我国司法环境的不同,更需要针对案件不同重点把握合理怀疑,并要防范证明标准运用失衡、与社会公众观念脱节等问题,还要注重完善裁判文书的证据评议。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重构

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必须解决证明标准重构问题 (一)证明标准的含义及其价值 诉讼证明活动是运用证据来查明或认识案件事实的。在这一过程中,事实裁判者的心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证据的取舍、证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依靠心证来完成。心证是内心的判断与推理。没有心证就无从建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认识案件事实。但心证也有自身的缺陷。不同的事实裁判者由于经验、情感等差异对同一证据事实往往形成迥然不同的认识。甚至有时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提上日程,为此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司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救已提上日程,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回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的规定诟病多多,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体系实为必要。重构行政诉讼证明标准应考虑行政行为的多元化、诉讼成本、诉讼模式等因素。同时合理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并将自由心证明纳入法律调控和监督之下,构建行政诉讼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提起公诉证明标准之比较研究

本文在简要分析提起公诉的概念、特点的基础上 ,详细检视了我国现行提起公诉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的局限性及缺憾。随后 ,作者对国外提起公诉证明标准的立法例及理论研究进行了介绍评析 ,以此为基点 ,作者提出我国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定位于“足够的证据以达到有罪的合理怀疑”     

论刑事诉讼证明的新标准:排除合理怀疑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排除合理怀疑”正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中的一部分.英美法系国家有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是否应当定义以及如何定义方面存在诸多观点,而我国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环境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因此应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基础上,正确把握新标准的内涵,具体案件具体对待,并且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规则,以便其更能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美国的解释与运用

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解释本身存在不周全、不妥贴之处,而且多种解释并存,这造成了事实认定者理解的偏差.在陪审团指示中犯罪构成要件的细化和客观化为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提供了方向.“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为犯罪构成要件提供了现实的度量,规范了证明的结果.     

侦查终结的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

侦查终结是侦查阶段对已经开展的各种侦查活动和侦查工作进行审核和总结的最后一道程序，是侦查任务已经完成的标志。侦查作为侦查主体的一种自向证明活动，侦查终结应有自己的证明要求与证明标准。这种证明要求可以表述为追求法律真实，而证明标准则可以理解为侦查人员排除自己内心的一切合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