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中国民俗学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各种学术实践,具有“公共民俗学”的属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问题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多种文化事象及问题展开基于学理的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具有公共性的学问.但在中国并不适宜在原本就有高度应用属性的民俗学之外另行建构“公共民俗学”.民俗学作为一门科学只应是纯学术的,其对现实的介入、参与和社会贡献,均应基于切实的资料积累和严谨的田野调查,并在纯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展开.根据民俗学的实践性和公共性,不妨将民俗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参与等社会性学术实践定义为中国式的“公共民俗学”,但也应对其学术有可能被行政权力“同化”的危险性保持警惕.     

论孟子行政思想的内在逻辑冲突

以行政哲学的视角来透析孟子行政思想,其“民贵”论与“仁政”说在权威的来源问题上自我相悖,从而使其难以保持内在的同一性。在中国早期国家时期,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然而,由孟子行政思想的内在逻辑冲突及其思想文化背景所导致的认识误区,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造成了消极影响:不仅缺失建设性行政道德,也缺失责任性政府形象。消解孟子行政思想对传统行政文化的负面效应,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引入“行政道德责任”概念。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重建政府权力合法性基础中,必须将责任意识转化为一种行政道德意义上的规制实践。     

行政文化的价值依归与设计逻辑:中西比较与自我重塑

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巨大差异,中西方对行政文化的核心价值有着明显不同的认知和理解.中国受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影响,其传统行政文化未能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型.当前的行政改革,中国除应向西方学习成功经验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强化执行力和内外监督来整肃官纪,并在此基础上重塑自己的行政文化.     

我国行政问责文化的问题及其解决

实行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与此相适应的行政问责文化的建设,则是当前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了解我国的行政问责文化存在的问题,探索其解决思路,对我们理解行政问责制的深入发展尤为     

“潜规则”的行政文化论析

“潜规则”是一种隐性的却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行政文化,是滋生哺育腐败的文化基础。“潜规则”行政文化表现为正式组织下的派别集团化、公共权力和价值的异化、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等,因此需要从制度、规范化行政裁量权、主体行政文化的现代化和先进的行政道德理念的培育等方面加以遏制。     

论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概念

一般而言,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从哲学角度看,精神是同物质范畴相对应的与意识、思维相一致的最基本的哲学范畴.在西方文化中,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再到雅斯贝尔斯、弗洛伊德、舍勒、格里芬等学者都对精神概念作出自己独特的解读.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概念,具有“灵魂”、“心智”、“意识”、“普遍理性”、“先天逻辑”、“宗教”等多种含义,而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概念所内涵的“普遍理性”、“先天逻辑”、“宗教”的意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概念所没有的.研究西方文化的精神概念,有助于在比较中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中的精神概念,有助于深化理解西方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概念,从而对民族精神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准确地理解和运用西方文化中的精神概念,也利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服务型行政文化：特征·意义·构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推动了统治型行政文化和管理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的转变。作为一种新型行政文化,服务型行政文化表现出民本位、有限性、责任性、高效性、参与性等特征。构建服务型行政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构建的途径应当是对我国现阶段行政文化中的三部分内容分别进行合理扬弃,使其有益成份和先进特征实现内在整合。     

论马克思的生命理解范式

生命现的变革依赖于生命诠释方法论的变革.马克思在人的生命之理解和解释的思想前提、理解维度、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等方面都实现了历史变革,由此,他也创建了自己生命哲学思想的实践生成论的生命理解范式.作为一种生命哲学研究传统,实践生成论的生命理解范式以“现实的人”为基本思想前提,以人的“双重生命存在”及“双重生命本质”为主要理解维度,以“现实的生命认知原则”与“超越的生命理解原则”内在统一的“实践观点”为其生命观的思维方式,而以“实践生成性原则”为主要生命解释原则.实践生成论的生命理解范式,不仅是马克思生命哲学思想的基本方法论前提,而且是马克思哲学及其唯物史观的重要思想内容,同时也为现代生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合理的生命诠释方法论.     

论行政指导行为性质及其分类界定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的柔软灵活的行政手段，属于行政行为范畴，也为经济法所重视。行政指导是一种权力行为，不一定具有“非强制性”。行政指导是一类特殊的权力性行政法律行为，产生法律效果，现实中往往异化为具体行政行为，其特殊性是表现为一种阶段性、过程性的行政法律行为。行政法领域中研究行政指导，有利于完善立法约束、程序控制和救济制度，以期找到行政指导在中国的“合法性”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诉求的根本要义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文化中生根、发芽和结果,不断培育出新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以此指导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要求,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诉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融合创新.此外,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其为普通大众理解和接受,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诉求的重要环节.     

寻找行政与文化的合理契合点——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思考

目前理论界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文化内容和行政文化主体两个方面。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应该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合理契合点,把涉及人与人关系中范围最广的文化和代表一个社会公共权力运作方式的行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即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在此基础上,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密切结合行政管理实践需要和发展趋势,合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过程”与“生成”:公共行政的未来指向

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价值中立的，政府所有规范性的主张都必然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政府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开展行动。然而现代公共行政被“制度-技术”的复合框架牢牢固定，变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道德景观”塑形过程，这直接导致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成为了主流的行政形态。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以失去可能性为代价换取现实性，这导致行政系统在对“目标”的追逐中逐渐被异化为失去道德和生机的机器。公共行政需要从强调“生成”的传统中突围，转向建构一种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以行政伦理学替代行政管理学为“第一行政学”，强调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是根据情境对决策中诸种终极价值作优先性排序。中国因自身的德治仁政传统而在建构“过程”行政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转变为学术、学科和话语优势。     

完善我国行政救济机制之思考——兼评《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进路》

行政救济是行政法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民主与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如何建立完善的行政救济机制是行政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国内公法学者韩春晖在《现代公法救济机制的整合——以统一公法学为研究进路》一书中,提出了“多元和整合是现代公法救济机制发展过程中‘一体两面'”的基本命题.该论断直击我国当前公法救济机制的现实问题和困境,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公法救济机制的精准判断和科学指引.其中,“多元化”是现代行政救济机制发展的明显趋势,“整合”则是现代行政救济机制发展和完善的必由之路.     

研究和发展企业文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研究和发展企业文化首先必须对企业文化作全面正确的理解。什么是“企业文化”?目前国内学者们的认识还很不一致:一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化合体”(陶寿琪);一说“企业文化是企业职工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王中士);一说“企业文化是生产力”     

解读“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必然选择。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从理论上对其基本内涵进行分析和阐释，可以为我们加深理解和加快变革提供有益的参照。服务型政府是政府模式的根本转变，它包括从理念、职能到制度和行为方式的一系列变革。它应该是一个以“公民本位”为基本行政理念．确立“公仆”意识和“服务者”角色，职能有限、责任明确、民主法治、透明高效的政府。     

志愿服务组织的文化管理研究

在缺乏报酬、福利甚至晋升等物质激励下,志愿服务组织这种非“经济理性” 共同体有着令人难以理解的凝聚力.本文着重研究其领导者是如何选择和进行了一条摒弃营利和物质激励的组织模式,制定迎合社会精神需求的组织理念,采用文化管理的手段,使成员社会化,接受、延续并维护组织文化,最终使组织的理念和文化被社会所认同,强化志愿服务NGO的合法性基础.     

浅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革新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科学的“权力民授”思想、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设计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开创了新中国历史上法制建设的新局面,开展了党内“整风”运动。这一系列管理思想、原则、方法的提出和创立,对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专制”、“人治”、“官本位”等消极因子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塑造了一种民主型、法治型、服务型的新型行政文化。     

文化自觉：现代化语境中之必要与可能

现代化的“同质性”使各种文化传统在被突破、被重新评价、甚至被系统解构的同时,现代性思考也在不断唤起人们对“本土化”和“人性自觉”等方面的反思,进而表现为一种“文化自觉”。认知、理解和诠释本土文化,尊重和吸收他种文化的长处,找到自身文化存在的价值,是为必要,亦有可能。     

行政不作为的根源考察

行政权来源于人民 ,政府本应根据人民的授权积极主动地提供尽可能优质的服务。但是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故意拖延或拒不行使行政职权和履行行政职责。这在行政法上称为“行政不作为”。目前 ,学术界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法律责任的追究与救济上 ,而鲜有对行政不作为进行深层次的探讨。笔者认为 ,行政不作为是一种不易察觉的腐败行为 ,其成因相当复杂。它不是某一社会因素的产物 ,而是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反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文化的惯性。文化是观念的沉淀 ,对继承者的精神、意志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再看“周口平坟”事件

沸沸扬扬的“周口平坟”事件历时一年多,人们一直诟病的是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侵犯.在“周口平坟”事件中,其实是两种公共利益的冲突:其一,丧葬文化；其二,平坟复耕.丧葬文化与平坟复耕两种公共利益,在“周口平坟”这一事件中,互为对立,本该都受到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因为“平”与“不平”的问题,让法律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事件的结果是政府权力的孤行失败.笔者从丧葬文化(或称祖先崇拜)与平坟复耕这两种公共利益的冲突与协调角度来分析这一事件,希望能为类似问题的处理独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