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建议》和《纲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丰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确定,“十二五”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在“十二五”背景下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运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对于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后殖民关怀下的“话语”政治——简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帝国》一书尝试通过19世纪以主权想象为中心的帝国话语政治,重塑近代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即从近代中西冲突的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但这种新的话语政治研究视角始终没有摆脱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关怀。     

文化的碰撞--从跨文化交际学视角看美国黑人小说《无形人》

文学文本拓宽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视野。美国黑人小说《无形人》(又译《看不见的人》)再现了黑人与白人两个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美国白人种族中心主义给黑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处于弱势的黑人群体不得不采取种种极端的应对策略和手段。良性的跨文化互动必须坚持平等对话原则,反对种族中心主义。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对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精神创伤，文化流浪者与“时空交错”——从《洛莉塔》和《普宁》看纳博科夫的文学主题

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洛莉塔》和《普宁》中书写了文化流浪者在异域文化语境之中的遭遇,书写了这些文化流浪者的精神生态和精神创伤。在“时空交错”机制的作用下,《洛莉塔》和《普宁》中的主人公都表现出了对于过去事物和母体文化的回忆、留恋和感情体验。“时空交错”机制不但是表明了纳博科夫对于现实的另类理解,而且为其笔下的文化流浪者提供了心灵的栖息地。     

由“诚”而“中”，由“中”而“和”——理学视域中的《中庸》中和论

在理学视域中,“中”可以从“时中”与“在中”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中”指的是喜怒哀乐未发之前．内心情感尚未表现于外在行为,能够恰如其分。无所偏倚．这是“未发之中”,或称“在中”;另一方面,“中”指的是喜怒哀乐已发之后,表现于具体行事过程中,恰到好处,各得其宜,这是“在事之中”或称“时中”。二者之中,“在中”为体,“时中”为用。“和”实质上指的是“时中”的状态．是“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在“中”与“和”的关系中,“中”是“和”的本体,“和”是“中”的发用。“和”的修养功夫必须落脚在“中”．不能仅仅关注“中”的显发状态而不从根本上下功夫。其基本思路是“由中而和”。由于“中”并非实体．没有具体的实指的内容,需要通过“诚”,才能达到“中”的状态。“诚”是“中”的根本,而“中”是“诚”的外在显发。简言之．即“诚”能达“中”,由“诚”而“中”。     

从“天人和谐”走向“中国梦”——略论《尚书》中的天人思想及其与当今中国的互动

《尚书》是中国上古的文献汇编,既保留着现存最早史书的特点,又实为“天人”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尚书》分别从天、人及天与人的关系三方面见出其深刻的“天人和谐”内核,与其他经典一同铸就了中国传统观念和哲学思想的坚实基础。当下,中国从科学发展进一步全面迈向“中国梦”,《尚书》中的天人思想必然与其产生交流和互动,具有现实意义。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看人权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对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或相对性的问题，或者说人权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与规范体系与文化多样性或多元性的关系问题，在最近十几年间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但是，大部分讨论都是从较为抽象的、理念的角度进行的，很少有从国际人权标准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仅仅讨论不同国家和文明的不同人权观念和制度，而不去考察已经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的，     

释“道”有道,“道”亦可道——从斯坦纳阐释翻译学的角度看《道德经》中“道”的翻译

作为全书的核心,"道"的理解和翻译成为译者无法回避的难题。由于《道德经》诞生于两千多年前,无论是汉语语内翻译还是汉语同其他语言之间的语际翻译,都存在理解和阐释上的困难。根据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提出的阐释学理论模式,在语际翻译中,由于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语言上的距离以及语内翻译中时间上的距离,使得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困难重重。     

“真实与想象”的家园:《桑青与桃红》和《茉莉》的第三空间

著名华裔作家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和印裔作家巴拉迪·穆克吉的《茉莉》中的女性离散叙述和寻找家园经历如此相似和凝重,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部小说的寓意和离散女性的生存困境。两位边缘女性在流放旅途中不断变换自我,以适应周遭环境,并寻找她们的新家园。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第三空间为她们提供了第三种选择。第三空间是一个融合点,杂糅之地,是边缘群体在逃离旧的家园建立新关系的开放空间。小说中的离散女性在流放中的错位记忆,杂糅身份选择以及孕育新生命等行为,都是她们在第三空间重建自己家园的策略。     

国家将兴 必有祯祥——从《群书治要》看社会治乱的特征和规律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这句话出自《中庸》。意思是讲,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将要兴盛,一定会有吉庆、祥善的事情出现。     

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生动教材——解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与“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核心价值。《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尊重客观事实,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按照党的历史发展历程中的客观事实及其内在联系,正确地认识和阐述党的历史,客观公正、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准确地揭示出这一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从而使之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生动教材。     

“先锋农民”的人类学解读——从《金翼》与“甲村模式”的比较中探求

自人类学经典著作《金翼》问世的大半个世纪以来,处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下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嬗变。相对城市社区,一些仍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民是如何摆脱贫困率先取得发展,成为"先锋农民"的呢?本文试图在《金翼》与"甲村模式"的比较解读中,探求其中的原因。     

《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我的死”的逻辑建构

“死亡”是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在其早年作品《存在与时间》中,他将死亡界说为一种“我的死”。“我的死”并非海德格尔的文学性发挥,而是奠基于坚固的逻辑性基石。本文在深耕《存在与时间》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四个环节的展开,还原呈现了海德格尔对“我的死”的逻辑建构。第一,对“死亡”进行语言学澄清,以将死亡从日常性中抽离出来;第二,论证“死亡”的必然性,从而突出了死亡问题的紧迫性与不可逃避性;第三,论证“死亡”的“向来我属性”(Jemeinlichkeit),从而标画出死亡的主体性;第四,指明死亡本质上是一种可能性,从而揭示出死亡的生存论内蕴。至此,“我的死”最终呈现为：此在(Dasein)唯有在本己的死亡可能性中“先行(vorlaufen)到死”,才能本真的开展自己的生存。     

“实际是法律的母亲”——从中国发展看《选举法》修改

彭真同志有一句通俗而深刻的名言：实际是法律的母亲。也就是制定法律必须以客观实际为基础。因而,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法律条文也应当随着国情、社情、民情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进行修正。     

“白石”激起千层浪——从一项《决定》看忠县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机制

去年初。忠县人大常委会建立专项督办机制，重点对办理未果、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代表建议，由常委会主任会议形成决定。以督办形式责成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限期办理。目前，已收到了明显效果。     

从“文明园地的耕耘”中汲取哲学智慧——评《张汉青文集》

新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汉青文集》(上、下卷)，文道合一，诗文并茂，而且豁达通脱，备切实用。我在汉青同志主持的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工作过，对他辛勤地在“文明园地的耕耘”和他在这方面的文章，倍感亲切!这些文章中蕴藏的哲学智慧，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更加走向理性化很有裨益。 一 用整体说明部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中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不久，许多问题人们还认识不清。汉青同志在广州市委主持精神文明工作，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等问题作出的论证有深度也有新意，很有说服力。他不是就精神文明谈精神文明，而是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一个部分来论述。他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评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在中国,“文化政治”自有其传统根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培养了知识分子对政治根深蒂固的热衷与迷恋,同时也潜在地蕴育了中国政治的文化气质。时至20世纪,政治家们仍然延续着这样一种思路,即运用文化的思维、战略和运动来实践政治变革;或者说,文化即政治——无论是三四十年代的“新生活”运动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但前者无疾而终不了了之,后者则在一代中国人心中埋下了深深的创痛。     

从《红字》看宗教社会功能的二律背反——从宗教的终极性分析宗教对社会的参与和超越的调和与冲突

宗教自身有一个二律背反,既有对社会的参与,又有对社会的超越,宗教的社会功能也必然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即不仅有正功能同时有负功能,这两种功能使宗教既有和社会相冲突的一面,也有和社会相调和的一面。霍桑的代表作《红字》,围绕清教徒牧师丁梅斯德尔和已婚女子赫丝特之间的爱情,通过天国之爱和世俗之爱的矛盾以及神爱中的和谐,从宗教终极性的角度,分析了宗教在对社会参与和超越的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和调和。     

万史就像从远处传来的“风声”——谈小说《风声》和电影《风声》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保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从古代清官文化看传统法理的困境——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间》一书读后感

清官的形象,凝聚着民众对理想政治的向往,甚至往往成为自己生存希望的象征,于是终于幻化为民间政治信仰中高大的“神”,而清官的政治几乎完全是民间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