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行为在我国和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的应然地位

被迫行为是英美法系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我国刑法典在紧急避险和胁从犯中规定了被迫行为，但两者对被迫行为的规定是有冲突的。为有效处理这一矛盾，应取消胁从犯的规定，把被迫行为放在紧急避险中讨论，同时，应当把紧急避险放在犯罪论体系中进行讨论。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中，主流的观点认为被迫行为是违法阻却事由，而非责任阻却事由。事实上，被迫行为应当是责任阻却事由。     

论刑法中的被胁迫行为

被胁迫行为是许多国家刑法规定的一种刑事责任辩护理由。只要符合一定条件构成被胁迫行为,就应免除行为人的罪责(应处以死刑的叛国罪与谋杀罪除外)。被胁迫行为的规定对我国胁从犯刑事责任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英国刑法中的一般辩护事由“胁迫”——兼论对我国胁从犯的借鉴意义

“胁迫”是英国刑法中的一般辩护事由 ,其存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该理论对于完善我国刑法中的胁从犯罪理论具有借鉴意义。鉴于此 ,笔者认为 ,应对刑法第 2 8条进行修改 ,以为重胁迫下的行为免责奠定法律基础。     

被迫行为辩护事由之类型化解析

对被迫行为进行类型化的深度剖析,是完善我国刑法理论的需要。被迫行为可以分为三类:无罪过事件之正当化违法阻却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之可宽恕行为、可部分宽宥的当罚但罪轻之过限负效行为。一般情况下,行为人无论基于过失还是故意,将自身置于威胁或危险环境中,其应该预见他人有强制自己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故丧失辩解因受胁迫而作出致罪行为的权利。如果行为人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竭尽所能中断与胁迫行为实施者的一切联系或者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或损失的扩大,行为人仍可据此在法庭上提出罪小责轻的请求。     

物权行为理论之价值判断－兼与赵勇山先生商榷

作者认为,物权行为并非事实判断(有没有)问题,而是价值判断(该不该)问题,而对物权行为理论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为其既不能实现交易公平,也超越了交易安全保护的合理界限,故我国物权法应屏弃该理论.     

特定责任人员为本人利益避险行为之探析——兼议刑法第21条第3款

刑法第21条第3款规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该条款排除特定责任人员在面对危险时为本人利益而采取避险行为的合法性，导致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平衡缺失，有损正当人权保障，同时造成刑法规定体系内的混乱。事实上，对特定责任人基于本人利益的紧急避险行为不应做出完全限制，变动本条款不会导致特定责任人怠于行使职责，从而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害。     

犯罪性中止行为处理路径新探

行为人实施了实行行为之后,出于自动性实施的中止行为自身符合了犯罪构成要件,即为犯罪性中止行为。犯罪性中止行为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同时又造成了新的法益损害,正是由于其同时具备的有益性和损害性,导致了该行为定性与处理的困难。当犯罪性中止行为造成的损害是有效中止实行行为侵害结果发生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并且符合紧急避险条件时,可以认定为避险行为排除违法性。期待可能性理论不能适用于犯罪行中止案件,除此之外,其他情形应当按照所构成的相应犯罪定罪量刑。     

家暴案中受虐妇女杀夫行为之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

家暴案中受虐妇女不堪忍受施暴者长期的暴力行为而将施暴者杀死的非对峙型反击行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都是在量刑上给予轻判,在定罪上并没有给此类行为以妥当的刑法评价。"受虐妇女综合症"说、将存续多年的家庭暴力视作整体行为或是正当防卫适用时间条件扩大化,这几种主张都不能成为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依据。强势性位于正当防卫和攻击性紧急避险之间的防御性紧急避险可以被我国现有的紧急权体系接纳,其可以针对危险源实施还击,为非对峙型受虐妇女杀夫的行为提供了一条合法化出路。     

震后恢复与重建中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研究

汶川地震发生后，在灾区恢复重建活动中遇到的一个很重要问题就是因为法律关系变更导致了大量的法律纠纷和社会矛盾，因此，如何在制度上建立一套规范有序的程序来解决地震灾害所破坏的各种财产关系、人际关系成为法学界和灾区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震后恢复重建活动要高度关注权力与权力关系变更、权力与权利关系变更以及权利与权利关系变更三类法律关系变更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关于法律关系变更制度的规定不系统、不规范，致使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才能解决本来应当由立法机关加以解决的震后灾区各种法律关系变更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因此，要通过制定《紧急状态法》、《灾害对策基本法》和《灾害保险法》等等法律法规的立法途径，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法律关系变更制度，为震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更加充分和有力的法律保障。     

胁从犯问题研究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中的特有概念,如何界定胁从犯的概念及其与从犯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此外,探究胁从犯的法理基础,揭示出胁从犯之所以获得宽缓处罚的理论根据,对于我们更好地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胁从犯具有积极意义。     

谈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修订与完善

犯罪团伙包括犯罪集团和一般共同犯罪,犯罪集团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聚众犯罪是一个和共同犯罪交叉的概念,即使聚众犯罪构成共同犯罪也不是犯罪集团。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对集团所犯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任,一般主犯则只对其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对不同的共同的犯罪人采取不同原则,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法律移植问题的再思考——质疑方孔先生移植论

方孔先生从实在法由自然法物化出的角度出发,对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指出法律移植需要具备共同的自然法基础并且只能在实在法层面发生。但是其理论观点并没有对人性关系和自然法的固定性进行清晰的阐释,法律内核和债的概念的例证也缺乏说服力,其文中还存在三组矛盾之处,对沃一勒之争的解读有误,同时还缺乏移植必要性的论证。法律移植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先进法文化种子漂移的过程。必要性与可行性两方面的论证应当兼具。     

试析片面共犯的性质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片面共犯的现实存在是不容置疑的。在理论界,对片面共犯的定性存在着争议,或认为其为共同犯罪的一种特殊类型,或认为可以将其视为间接正犯加以处理。笔者认为,片面共犯不是特殊的共同犯罪也不能等同于间接正犯,它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     

必要共犯争议问题探析

必要共犯作为从德日刑法中引进的"舶来品",其理论争议较大。争议焦点主要在其概念界定、存在价值、是否适用总则共犯规定以及与我国共犯体系协调等问题上。本文就有关争议问题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刑法共犯体系对必要共犯理论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剖析。     

纯正身份犯共犯的构成

"受贿罪共犯否定说"认为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全然否定论"主张不仅无身份者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而且其不可能构成所有纯正身份犯的共犯.两种否定论都有其各自的缺欠和弊端.立足于纯正身份犯的内在规定性以及共犯的处罚根据理论,无身份者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教唆犯和帮助犯).     

论共犯口供在口供补强规则中的法律地位

口供补强规则在我国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共犯口供也是证据法中的重要问题,从共犯口供与口供补强规则的角度出发,论证共犯口供的证据能力,是否需要被补强,如何补强和能否作为同案共犯口供的补强证据,有助于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     

社会转型期官德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推进路径

加强官德建设是关乎党风建设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深刻解读“官德”的内涵,是社会主义政权稳定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官德建设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推进官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坚持制度建设原则;坚持教化内省原则,切实提高领导干部的自身修养,这是当前官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和重要途径。     

共犯与身份问题探析

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刑法典对共犯和身份进行了规定 ,但中国刑法总则只对共犯进行了界定 ,而没有对共犯与身份进行界定 ,只在刑法的分则和司法解释中涉及到了身份问题 ,就国内著作或理论中 ,就共犯和身份问题的探讨较对其他刑法问题的探讨也较少 ,本文作者从身份 ,真正的身份犯与共犯 ,不纯正的身份犯 ,共犯与消极身份犯进行了探析。     

对美国刑法中胁迫判断标准的思考

胁迫也称被迫行为,是英美刑法中的一种合法辩护事由。胁迫的判断标准一直是刑法理论中较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存在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之分。在美国,虽然不少州判断胁迫是否成立采取的是主观标准,但随着社会安全环境的变化,客观标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