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对象与对话者的情感汉学

海外汉学是汉学家等国外人士研究中国文化的一门学问。就西方汉学而言，在对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所开展的研究中，情感与知性因素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情感是西方汉学发生的策动源，同时也影响着西方汉学的知识生产。将情感与汉学二者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依循情感这一逻辑主线还原有温度的情感汉学，与汉学开展温情式平等对话，最终建构起汉学与中国文化间的“情感-认知共同体”，推动汉学的可持续发展与中外间的情感认同与理性认知。     

“中国”概念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论述面临着目前国内外比较前沿的"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源于两种区域主义的研究,他们试图从不同层面否定"中国"论述的合法性。为此,有必要对两种区域主义的论述逐一考察,并指出他们的优缺点,最后再回过头来检视"中国"论述在面临这种冲击之后要当如何自我改造的问题。     

80年代以来大陆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历史与展望

国外对中国的研究开始于欧洲传教士来华,迄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期间经过了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两条发展路线。国内对国外中国研究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从80年代之后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学界在国外中国学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该领域的性质、学科理论和主体意识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国外中国学的历史、特色、问题与走向

文章在厘清"汉学"和"中国学"的联系和区别、"汉学"和"中国学"在各国各地区发展的历史的基础上,概括了国外中国学的地区和国别特色,进而对目前国外中国学的问题加以探索,提出了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阐述了推进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走向与动力。     

国际汉学与世界华文、华人文学

传统汉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在研究文本的构成要件方面有着相通之处。范畴不断扩展的“中国学”学科与学科边界不断游移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更是具有多元的吻合面。现已初具规模的“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学科有可能转变为一种关涉中国境内与海外互动关系的“有关中国的文学的学问”。因此,世界华文文学及其研究实质上是一种漂泊的汉学型态。     

超历史的风格史书写——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批评风格的考察及其启示

海外著名汉学家夏志清于1961年发表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自面世之日起就引起海内外学界的轰动与震惊。他的独特的批评视野直到现在还对海内外学界产生着久远的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上,夏志清都是一个绕不开的批评家。     

中国经典反向翻译中的跨文化性

欧美汉学著述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存在着“反向翻译”的情形,“反向翻译”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说明了翻译如何与解释不能分割。中国文化通过翻译获得世界性意义,反向翻译说明中国文化具有跨文化性和世界性,经由翻译的中国经典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再是中国文化本身。汉学译文与中国经典之间存在着意义的张力,为我们思考如何展开中国经典的现代阐释提供了启示。     

区域研究与国际政治学的对话与融合——兼论“一带一路”倡议的智力支持建构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成长的世界性大国,以"一带一路"为代表的战略性外交构想和实践在短时间内催生了巨大的知识需求,急需区域研究和理论研究、学理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的有效对话和有机合作。然而,区域和国别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缺乏理论和学理性视角、重实证轻理论的情况,难以满足上述激增的知识需求。美国的中东研究经验告诉我们,区域研究在与政治学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具备理论自信和批判精神以保持研究日程设定的独立性,而不是被主流的政治学结论牵着鼻子走。与美国的情况不同,日本的中国研究则显示出区域研究日程被研究对象的短期动态所左右的现象,多为"描述性分析"而欠缺理论视角。缺乏知识竞争环境影响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与政治学有机融合的速度和质量,削弱了其政策和社会承认度。在借鉴美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的区域研究与政治学要努力建立一种相互平等、互敬互利和良性竞争的知识关系,走出一条对话和融合的新路。     

美国智库当代中国研究的动力分析

美国智库的当代中国研究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影币深刻。近年来,美国智库兴起当代中国研究的直接动力在于当代中国的迅速发展。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美国智库高度关注中国崛起问题;而中国对于国际问题解决的影币力日益增强,也使得美国智库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美国智库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根本动力在于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这既是美国智库开始当代中国研究的原始动力,而且美国智库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也明确提出了如何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利益的需求,实际上又与美国公众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构成了矛盾,这就决定了今后美国智库将会更加关注当代中国研究。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下的中国FTA战略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呈现一种"多框架并存、竞争性合作"的特点。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美国力推TPP以介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二是港澳台进一步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对此,中国需冷静应对TPP,同时积极促成东亚"10+X"框架下的贸易自由化,并积极联合港澳台,共同谋求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     

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区域国别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开始起步,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区域国别学快速发展,随着交叉学科门类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的建立,如何整合各方面资源,从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推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当前和今后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涵盖了理论与方法研究、综合研究和专门研究三个发展方向,是国学和国别学、地区学和全球学的有机结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与和培育国际关系的制度建设

在当今美国一国独大的现存国际秩序下 ,不做挑战者也不做追随者应是中国大国外交的原则。它的着力点是努力培育和营造国际关系的制度建设。这既包括在现有多边国际机制中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正当性 ,在大国间健全联系机制 ,也包括努力培育新的安全机制及相互协助。中国周边外交是中国全方位外交的相切点。中国外交应在培育区域安全机制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中与周边国家实现经济依存和安全信任。     

泰、新、越对中美的对冲战略比较研究

美国重返东南亚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安全环境。因政治回旋余地差异,东南亚国家在应对中美这两个大国时采取了不同的对冲战略。泰国在平衡中美力量过程中使用了强劲型对冲战略。新加坡由于对美国的依赖形成了谨慎型对冲战略。越南由于缺少平衡中国力量的预期而使用了脆弱型对冲战略。     

英语世界中的元散曲翻译及研究

英语世界里的元散曲翻译和研究,大多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是和西方汉学之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相一致的。七八十年代是一个元散曲翻译和研究得到一定关注的时期。就研究成果来看,西方汉学家对元散曲格律、体制和题材的研究最为关注,成绩较多。     

从地区竞争到区域协作——区域治理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区域治理理论从国际政治、区域经济和行政管理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双重趋势下,区域治理的实践也迅速发展,表现各异。在国外跨行政区域治理层面有日本的广域行政、英国跨域治理改革、美国的特别区制度;在治理框架层面有OECD的"功能区域"治理和欧盟治理框架。中国的区域治理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加强府际协调,形成府际合作。     

东亚区域化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与欧洲一体化的对比分析

作为塑造东亚国际格局的主要力量，美国无疑是东亚区域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它对东亚区域化的消极态度是东亚区域化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通过描述和对比欧洲和东亚区域化进程与美国因素的关系，并借鉴欧洲一体化与美国互动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本文提出一些处理东亚区域化与美国关系的建议。东亚区域化不能低估美国问题的难度，需要耐心地推动美国转变对东亚区域化的防范态度，分领域、分层次进行，采取灵活的合作方式。但同时也应当使美国有限度地参与到东亚区域化中，并在各合作框架内设置不同界限。     

权力结构变更下的亚洲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

从区域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在地区一体化初期,需要有一个区域领导者负责提供区域公共物品,以建立有效的经济安排。在东亚,尽管域外国家美国有实力并且有干涉东亚地区事务的意愿,但无意修复东亚安排的缺陷。过去,东亚地区缺乏地区性主导国家,日本和中国均试图在经济问题上取得与本国实力相匹配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的实力飞速增长,改变了东亚的权力结构;中国主要外交政策目标是寻求和平的外部环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对东亚地区安全产品的需求和支持意愿。因此,中国的崛起利于弥补东亚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缺陷。     

与活的中国面对面——魏理与中国文化人的交往及其意义

在20世纪西方汉学史和中国文学外译史上,阿瑟·魏理(Arthur Waley,1889—1966)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尽管他热爱中国历史与文化,著译等身,在英语世界中名闻遐迩,但终其一生却从未到过中国。他所了解的中国,主要是通过书面阅读,是存在于书本中的、历史上的中国,是充满想象和建构的古典中国。由于魏理的职业和声名,他与到访或居留英国的中国文化人有诸多交往。这些中国文化人都是当世精英,一时翘楚,对魏理来说,他们代表着活的中国,同时也是现实中国的符号。与他们的交往,使魏理与现实中国总算有了某种直接接触,对于增加魏理对中国文化的亲切体认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翻译中国诗歌小说,都有积极的意义。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

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深受其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初,当官僚政治模式开始被引入决策研究时,鉴于中国的政治过程具有与美国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过程完全不同的特点,学者们认为这种模式与对中国的研究毫不相干,而倾向于以＂理性模式＂和＂权力模式＂作为解释中国政策的两种主要方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美国学者对中国政治体制更切近的观察,李侃如和奥克森伯格率先把官僚政治模式应用于对中国决策过程的研究。从此,官僚政治模式逐渐成为研究中国决策过程的主流方法,出现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结构与过程》等一大批运用这种方法的论著。不过,迄今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决策时所依据的比较政治理论,仍然具有明显的缺陷。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模式初探

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的模式问题是区域一体化法治研究的重要课题。硬法治理是美国州际合作的制度基础,软法治理是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次优选择,混合治理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保证。区域一体化没有统一的法律治理模式。各地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应该在合法、平等互利、公开参与的基础上,从区域实际情况和需要出发,选择适合本区域区情的法律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