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移植是国家创建法律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法律移植中,接受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所移植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移植外国法律的条件下,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法律移植借鉴外国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进而得出结论:法律的移植必须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契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相契合,这是法律移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契约”抑或“身份”——民初“妾”之权利变化的语境考察——以大理院婚姻、继承判解为中心

民国初年妾的法律地位在最高审判机关大理院的司法判解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理院顺应当时社会一夫一妻制的潮流,在司法裁判中借助外来法律术语,对妾在传统法律上的准配偶身份予以否定,与此同时努力将夫妾关系表述为一种契约关系。但这种法律逻辑与当时现实中还广泛存在的妾在诸多问题上均有冲突,为此,大理院不得不采取折衷的态度,又赋予妾家属身份。妾的法律地位由此而随着契约、身份的不同语境不断变化。总体来看,民初妾的权利变化是在大理院法律表达与社会实践的冲突与调适中逐步实现的。     

法律文化与法律移植:中西古今之间

自传统社会,就出现了法律的跨文化和跨国家的传播和流动.在比较法学领域,研究者通常把这种法律的传播和流动称作法律移植.法律移植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等外部因素,而且涉及法律文化.本文拟探讨法律文化与法律移植的一般含义,重新思考中西古今法律文化的异同及其与法律移植的关系.     

从大理院判例到案例指导制度:法律传统的制度性转化

清末民初大理院判例是成文法缺失时期的特殊法律现象,当下的案例指导制度则是一种制度折中与调试.从大理院判例到案例指导制度,可视为判例传统的延续,虽然二者所处的历史情势和面临的具体问题并不相同,但二者的历史使命是同一的,都是传统法律资源的制度性转化的努力与尝试.以案例指导制度为例,可以看出法律传统的制度性转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无可替代的意义.     

中西法律传统成因之自然地理比较

本文以中西法律传统成因为比较对象。简略探讨了中西自然地理对中西法律传统的差异影响。     

关于近代民法移植问题的一点思考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是和法律移植密切相关的,而民法近代化主要是通过法律移植方式完成的。在对民法近代化过程的考察中,人们认识到了法律移植在中国民法近代化中的必要性;从中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来看,西方法律的移植在中国也存在可行性。     

司法变奏的历史空间——从晚清大理院办公场所的建筑谈起

大理院的设立,是晚清推行预备立宪的初基,实行司法独立的肇端。与司法制度层面的无形变革相适应,作为司法设施的器物——大理院办公场所也在外观上发生着有形的嬗变。大理院办公场所的筹设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与晚清大理院司法独立的实践相始终。而且,这座建筑此后还为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大理院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所继续使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直是近代司法活动的历史空间,也是近代法制变迁的物化见证。回顾大理院办公场所的建筑过程、基本格局、建筑原因及历史命运,可以为透视晚清预备立宪背景下法律观念的变迁和近代司法独立的艰难开端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寻求法律与国情的平衡——北洋政府时期亲属法立法与司法活动评析

北洋政府时期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结合司法案件的审理,灵活运用其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不但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同时也为成文法的制订和完善提供了现实的素材和资料。他们这种稳定求实的法律移植态度、重视司法实践、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现实等做法,正是我国当代民事立法所应借鉴的。     

民初大理院选举讼案审判研究——以《最新司法判词》为基础

民初选举诉讼面临法律内容不尽完善、地方各级审判厅审判人员专业素养良莠不齐、对选举诉讼比较陌生等诸多问题。大理院充分发挥高素质专业人才聚集的优势,通过对选举上告案件的审理,以判决书的形式回答了社会上对选举讼案审理中的疑问,对地方各级审判厅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存在的偏差进行了纠正,实际上起到了补充立法的作用。当然,大理院毕竟职司司法,不可能也不应该由它解决选举诉讼中的所有问题。这些在《最新司法判词》收录的大理院选举讼案判决书中均有所体现。     

儒家法学与西方传统法学的比较

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当前法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法律文化传统,因此这样的比较研究变得十分困难。但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摄取中西之精华,剔除其糟粕,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明,又吸收了西方近代进步的法律思想,对我们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无疑是有益的。     

中西小传统诉讼观念之比较——以民间法谚为视角

诉讼观念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的重要领域,以往学者均从大传统诉讼观念对比,忽略了小传统诉讼观念的比较。民间法律谚语是最能体现小传统法律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中西在历史中积淀下来的法谚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探究中西方在小传统层面上诉讼观念的差异和"暗合"之处。这样可以更加立体地甄别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同时也可为我们建设法治国家提供有益启示。     

从逻辑学的视角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

本文主要从逻辑的角度探讨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 ,分析了逻辑在法律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 ,探讨了西方法律文化中逻辑分析的传统 ;再次 ,指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非逻辑特征 ;最后 ,探讨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非逻辑特征对我国立法、司法以及法制现代化的影响 ,呼吁在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应重视逻辑的作用     

论晚清以来法律人的崛起——回首浙江法律人

晚清立宪维新,寻求司法改革,一方面鼓励学生出洋游学,而出现有法科留学生;另一方面开设法政学堂,培养法律人才,使旧官绅学习新法,而成法政学堂法科生,一时,社会争相学习法律,法律人因此形成一股社会的新动力。走向共和之后的大理院判决,彰显了法律人在当时立法不足的环境下,以司法造法方式,继续为法制改革作出具体贡献。法律人学有专精,分布在大理院以及其它司法机关。检视时代变化下,法律人在过去的杰出表现,看法律人力量的崛起,以及法律人对司法改革所带来的影响,这其中尤其以浙江法律人更是头角峥嵘,可为法律人崛起的典型代表。     

论东方法的三大问题(下)

东方法中有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包括法律与宗教、法律与等级身份关系、法律移植与法系等三大问题。东方国家存在形成法律与宗教相结合的有利条件,它们结合得还很紧密。东方国家的法律在古代起了确立、维护身份等级关系的作用,到了近现代则起了废除这种身份等级关系的作用。在东方,法律移植往往与法系的形成、淡化、解体联系在一起。法律移植后,原法系中的有些传统法律仍会在一定时期内存留,究其原因,与传统文化关系很大。     

法律殖民与法文化品格的塑造——以澳门刑法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澳门的刑法文化在中西法律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极具典型性。就发展的历史时期特点而言,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即混合管辖权时期(从"单一性"走向"双向性"),殖民时期(法律殖民),非殖民化运动期(去殖民化),非殖民化过渡期(本地化),高度自治期(澳人治澳)。融合中西法律传统的澳门刑法体现出人文关怀、谦抑性、轻刑化等法文化品格。澳门刑法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品格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知法律殖民下的澳门刑法如何完成了本土化,并在这个历程中塑造独具一格的法文化品格。这为当下中国法律移植与本土化乃至中国法的品格塑造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     

公司立法理念的选择——以中西法律传统比较为视角

“法律是什么?”这一问题曾被反反复复地提出,又由严肃的思想家们以形形色色、奇特的甚至反论的方式予以回答。〔1〕然而由于中西社会文明、文化传统、历史发展的不同,法的概念似乎难成定论,法律所内涵的精神也各有不同。在中西公司立法中,法律条文更多地或强调国家强制,或彰显私法自治,不同法律理念的选择正是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必然产物。一、中国的礼法文化与公司立法中的国家强制(一)追溯中国法律传统中的礼法文化礼主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尽管礼源自古老的祭祀仪式,但是在长期的封建统治中,礼成为维系国家秩序的工具。从法的角度说…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与中西法律文化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近代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他认同了某些传统的法文化观念；因受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他又接受了其中的许多观念，并以之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批判。下面，笔者拟就中西...     

清末商事立法评析

商事立法是清末修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了清政府“参酌中西”、“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指导方针．是外国商事法律与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混合物。商事法律的修订,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历程,为中国近代商事立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商事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修律过程中存在的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则为我们今天移植外国法律提供了教训。     

现代社会中的司法权（上）——由中国法律的实效性问题检讨司法权的性质

1906年的清政府官制改革,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将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构,并颁布了《大理院审判编制法》①。司法制度作为一种独设的制度由此被写进了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随后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西方现代意义的司法制度却始终没有在中国生成,对中国的社     

移植的法律与中国传统冲突之思考

晚清以来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和不假思索地引进西方法律概念,导致了中国现代法律没有根基的尴尬状况,主要原因是移植过来的法律与中国法律传统有着种种冲突,而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又丧失了自主性和忽略了本土化。面对法律移植,我们应该以自主的姿态对其进行本土化,并给予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和发展,变成中国自己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