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条款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合同法》第39、40条为中心

《合同法》中有关格式条款之规定存在显著不足,集中表现为格式条款订立规则和效力规则本身的制度缺漏以及二者的规范冲突。《合同法解释(二)》的出台,不但没能协调矛盾、化解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加剧了矛盾和冲突。种种偏差与缺漏,皆源于立法导向上的偏误。为了维护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必须立足意思合致原则,以格式条款规制为重心,借鉴域外立法经验,重构格式条款制度。     

格式条款订人合同的基本问题研究——兼评《合同法》第39条

我国<合同法>第39条采用"格式条款"而摈弃"格式合同"的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合同法>对格式条款如何订入合同没有规定.研究格式条款如何订入合同对合同相对人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合同法>第39条有待进一步完善.     

保险合同解释中的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兼谈对《保险法》第30条的理解和适用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保险合同解释的一项特殊规则。对于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条件是 :保险合同的一般解释原则未能解决争议 ;条款模糊不清 ;对模糊不清不承担责任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的适用范围应根据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交易实力的强弱决定     

保险利益概念立法之检讨——以我国《保险法》第12条为中心的研究

可保利益是保险法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是,我国保险法理论界长期将它混同于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12条对可保利益的规定不仅内涵模糊,而且外延褊狭。应当将财产保险的可保利益界定为经济利益,同时予以适当限制;人身保险的可保利益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天然的情感利益,另一部分是经济利益。     

论保险法上不可抗辩条款的法理基础——以不可抗辩条款的价值嬗变及实质为视角

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是不可抗辩条款价值嬗变的价值目标和发展趋势;对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拒赔权的限制和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是不可抗辩条款的实质;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基础,以对保险人和投保方之间的利益及保险业和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衡平为手段,以保障被保险人、受益人利益为价值目标,是不可抗辩条款的法理基础。     

“湖南畏罪自杀索赔案”评析——以《保险法》第六十七条为中心

“湖南畏罪自杀索赔案”引出了《保险法》第六十七条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司法实务中对该条中规定的“故意犯罪”和“导致”两词的理解存在争议，使《保险法》第六十七条的适用处于两难的境地，理论上对该问题的研究也陷入了“循环论证”的尴尬境地。单从技术层面或仅通过举证规则等手段试图突破这一困境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从研究问题的方法论上寻求突破这一困境的途径。     

拒绝条款缘何难以保障“拒绝”——对《行政处罚法》第49条、第56条的分析

《行政处罚法》第49条、第56条规定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部分行政处罚行为有权拒绝。拒绝条款在实际运行中遭遇困境,反而有扩大行政相对人受损权益的倾向。拒绝条款不符合规范的科学性,这一条款在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中单项突进痕迹明显,缺乏无效行为理论支撑。从弥补法律漏洞的角度看,对拒绝条款进行完善势在必行。     

我国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提示、明确说明义务刍议——兼评2009年新《保险法》第17条第2款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这一特性、保险契约特性及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构成了保险人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深厚法理基础.在保险实务中,在平衡保险契约当事人利益基础上,应当合理界定保险人履行提示、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范围,提高保险人提示、明确说明标准.在目前各保险经营机构对履行提示、明确说明义务的形式规定各不相同,存在较大缺陷的情况下,应推进保险条款通俗化,提高保险条款的可读性,尤其是对免责条款口语化、通俗化、标准化;并对责任免除条款的提醒、说明方式提出实质性要求.     

保险人法定解除权正当性与合理性之探析——以《保险法》第17条、第37条之规定为例加以考察

本文以我国现行《保险法》第17条、第37条规定的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为考察对象,用最大诚信原则分析了上述两条文中保险人法定解除权的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对法定解除权的合理性作了探讨,分析了两条文存在“法律概念不确定”、“部分规范漏洞”及“全部规范漏洞”等不合理之处;并针对这些法律漏洞,运用漏洞填补的方法,对两法条的完善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无受益人之人身保险的保险金给付问题研究——以《保险法》第42条为中心

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42条对无受益人之人身保险合同保险金的给付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但该条文不仅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且将保险金一概作为被保险人之遗产处理的做法欠妥.我国应引入法定受益人的概念,兼顾债权人利益和国家的税收利益,采取以受益权为基础的非遗产化处理为原则,以保险金的遗产化处理为例外的方式.     

浅谈我国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原则——质疑《保险法》第十二条

通过对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原则的相关规定之分析,关于保险利益的范围界定,保险利益的主体要求及存在时间都是存有疑问的。     

试析我国刑法中的解释性条款——兼评刑法总则第五章规定之失当

每个专业都有其特有的专业术语,刑法也不例外。为了使这些专业术语的含义更加明确,需要对其加以解释。对于刑法中专业术语的解释,历来有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之分,而刑法条文中对于专业术语的解释则属于立法解释之一种。我国刑法条文从总则到分则设立了许多解释性条款,而刑法理论上对它们的研究却不够深入和细致。本文从解释性条款的概念、性质、分类几个方面加以探讨,并对解释性条款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人身保险中保险欺诈的法律后果——以新《保险法》第43条为切入点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合同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基础上的一种射幸合同,因为保险合同中双方信息不对称,因此极易诱发道德风险。我国最新修订的《保险法》中关于控制投保人与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或将免除保险人的理赔义务,或将剥夺相关受益人的受益权。但是新《保险法》的规定过于笼统,过度地偏袒了保险人的利益,损害了被保险人及其他受益人的利益。     

董事竞业禁止之探讨——以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第209条为中心

董事为自己或他人为属于公司营业范围内之行为,应对股东会说明其行为之重要内容,并取得其许可。此即为我国台湾地区的“董事竞业禁止义务”,我国公司法在将来修改之时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的立法经验,弥补我国关于董事竞业禁止的遗漏之处。     

更正登记请求权研究——以我国《物权法》第19条第一款的解释为中心

更正登记请求权是真实权利人对登记名义人所享有的,请求其同意更正登记的权利。在债权形式主义立法模式下,真实权利人所享有的更正登记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体系中排除妨害请求权的一种类型。更正登记请求权不适用消灭时效,但相对方因时效取得相应不动产物权时,不得再行使。更正登记请求权受权利失效原则的制约,在相当期间内不行使权利,义务人足以信赖,该权利不得再行使。更正登记请求权应当合法行使,不得规避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     

刍议《侵权责任法》的两种一般条款——《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与第六条关系的分析

从<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和第六条引发的问题入手,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凡是<侵权责任法>分则中对侵权责任有具体规定的,属于特殊侵权责任,应当适用具体规定,同时应遵守该法第二条的规定;凡是<侵权责任法>分则部分没有具体规定的,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并且...     

从《国家责任条款》到《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一种成功的“照葫芦画瓢”?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完成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以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人格为基础,借用了《国家责任条款》中的独立责任原则。然而这种借用忽略了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在人格性质及内涵上的差异,并因此将个体责任适用于作为团体的国际组织;从而未能对国际组织的特性,特别是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做出应有的回应,为国际社会带来了现实危险。总体而言,《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的发展性质大于编纂性质,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依然有待国际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之形塑——以《民法典》第999条切入

在大数据+ AI的背景下,个人信息权益与价值的多元性,造就其需要在保护信息主体利益的前提下,保障信息合理合法的流通与使用.《民法典》第999条率先将合理使用原则引入人格权,且在第1036条提出个人信息使用的免责事由,但未能对该原则进行系统性规定.个人信息合理使用规则制定具有正当性、现行立法对于该原则规定存在缺憾,应当明确类型化条款与增加保障性检测规定.     

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以《合同法》第113条解释论为中心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对违约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英美法系国家对违反特殊类型的合同导致的精神损害给予赔偿,但该规则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逐渐显得苍白无力,法国法确定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则.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增强的今天,我国应该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比较借鉴它国的先进经验,通过对《合同法》第113条的扩张性法律解释,确立我国违约精神损害赔偿一般规则的构成要件,同时对其赔偿范围进行限制,使受约人和违约人的风险和利益分配达到均衡.     

责任竞合的“收”与“放”——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

我国《合同法》第122条关于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规定,在文义上涵盖过宽,其适用应有所限制。我国司法实务在处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案件时又不适当地禁止违约之诉,只允许当事人选择侵权责任,有违《合同法》第122条规范的意旨,应予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