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在上帝观中实现的哥白尼革命

海德格尔认为上帝问题是康德哲学隐蔽的刺激，驱使着《纯粹理性批判》的全部思想，并推动着康德此后的主要著作。由此可见，上帝概念在康德哲学中的重要性。康德在批判传统意义上帝观的同时，完成了对宗教理性根基的内在转换，使其由以知识论为基础转换为以道德论为基础，进而在宗教批判的领域中，引发了一场伦理意义的“哥白尼革命”。     

论康德先验主观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先验主观形而上学是康德三大批判哲学的理论基础,试图从先验主观视角对康德的形而上学进行梳理。从四个根本性问题推导出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在审美领域同样遵循先天的合目的性。空间和时间也不是经验性的概念,而是先天直观纯粹形式的表象。在形而上学建筑术之下,科学的建构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人是理性的立法者,只有在先天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之间严格划界才能为真正形而上学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崇高:沟通美与道德的哲学尝试——康德崇高理论研究

启蒙运动以来,崇高如何沟通人的审美与德性成为一个历史课题。康德的崇高理论不是一种对于与崇高领域相关的审美问题或道德问题的孤立疏解,而是与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然领域的先天基础的先验阐明、在《实践理性批判》对人的真实道德状态的关注和对道德自律的论证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实现了从美学崇高向道德崇高的过渡,而且沟通了自然美与伦理美,确立了人的崇高生存的可能。     

启蒙: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特征就是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是理解康德哲学奥秘的钥匙,启蒙是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康德的启蒙分认识、道德和宗教三个方面进行,康德从"批判的"认识启蒙开始,经过道德启蒙和宗教启蒙,最终回答了"人是什么"这个哲学总问题,实现了西方历史上对人精神自由的最彻底、最全面的开启和引领。     

康德的逻辑判断学说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主要是对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而其中的范畴学说既是康德知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康德哲学体系的理论支架。本文主要从范畴的来源的角度切入来具体阐释康德的逻辑判断表,以便进一步挖掘康德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期寻找康德哲学的本真。     

"自由不可知"之"知"——康德自由观评析

康德的"哥白尼武"哲学革命具有哲学史上"里程碑"武的意义.他在其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的自由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考察,详细论述了"自由不可知"这一问题的提出、"不可知"的原因及其真正涵义.在康德看来,自由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它是一个理性概念,用知性感念是不能认识的,它不是知识的对象;但"自由是道德律的ratio essendi[存在理由],道德律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理由]."这是自由作为理性概念的实践理性价值之所在,同时,人们可以用反思判断力把握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这是在纯粹理性的一切理念中惟一的一个,其对象是事实并且必须被算到scibilia(拉丁文‘可认识的东西')之列的."由此可见,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康德并不是传统以偏概全所认为的什么"不可知论者".     

浅析康德道德哲学的内涵及其现代启示

康德在道德哲学中实现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其道德哲学在近现代西方思想界始终占有特别重要地位。康德强调,人的理性是道德原则的基础,人是道德活动的目的,人的意志自由应体现为对客观的道德法则的遵循,对绝对命令的服从。康德对道德的阐释在今天仍闪烁着哲学的光芒,深入研究康德道德哲学对我们当前的思想道德教育仍有着富有意义的启发。     

康德批判艺术之解读

在西方哲学史中,康德的三大批判作为古典哲学的终结,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它在改造旧逻辑,克服哲学思辨的"形式主义"贡献颇多。德意志严谨精神也在康德作品上得到充分体现,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理应惠及世人,让大众普遍运用明智才是其意义所在。关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的艺术解读及三者之间的逻辑升华值得探讨。     

“自由不可知“之“知“——康德自由观评析

康德的"哥白尼式"哲学革命具有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在其划时代的伟大著作"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对人的自由首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考察,详细论述了"自由不可知"这一问题的提出、"不可知"的原因及其真正涵义。在康德看来,自由之所以不可知,是因为它是一个理性概念,用知性感念是不能认识的,它不是知识的对象;但"自由是道德律的ratio essendi[存在理由],道德律是自由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理由]。"这是自由作为理性概念的实践理性价值之所在,同时,人们可以用反思判断力把握自由,在此意义上,自由——"这是在纯粹理性的一切理念中惟一的一个.其对象是事实并且必须被算到scibilia(拉丁文‘可认识的东西’)之列的。"由此可见,在对自由的认识问题上,康德并不是传统以偏概全所认为的什么"不可知论者"。     

康德“自在之物”再认识

哲学界有关康德哲学体系中“自在之物”的评论纷芸杂陈 ,褒贬不一。该文从“自在之物”与西方哲学史的关系、其在康德三大批判的理论建构中的地位及其对后世哲学的影响这三个维度来对“自在之物”作一番综合的省察 ,指出 :“自在之物”乃康德为传统形而上学走出困境而独特运思的范畴 ;是其理论建构的基石 ;是后世哲学发展的生长点。总之 ,其积极意义远过于其消极方面。     

启蒙的精神与精神的启蒙

分析康德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结合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路以及黑格尔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可以看出,启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识",而是"道德"和由"实践理性-道德"引导下的"勇气"。"启蒙"之所以强调"勇气",乃在于"启蒙"不仅是"知识之积累",而且还在于"道德"之"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启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启蒙"。于是康德强调,启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摆脱自己加于自己之上的枷锁,因而启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的历程。启蒙精神使我们认识到,"理性"不仅有权设定界限,而且也有权超越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种自由精神。     

哲学的三种境界

“哲学”在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上有以下的三种形态:自由的智慧、科学的知识和存在的方式。这也是“哲学”为“人”“开显”出的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都有哲学的历史发展根据,因而也是哲学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哲学从古代希腊开始,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特征:哲学为一种自由的智慧,为自由的学问。哲学的历史乃是自由深化和学术完善的过程。哲学进一步的发展,使哲学在深层次上成为最为贴近现实生活的学问,理解这段哲学的历史,不妨重新探讨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提出的“实践理性”对“理论理性”具有优越性这一思想,从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进入实际生活,不失为理解上个世纪欧洲哲学的一个途径。     

康德的责任概念及其责任伦理观

康德从爱好的相反层面上提出了责任概念 ,通过三个命题来对其加以界定并进行分类。接着 ,康德在这个纯粹的责任概念基础上来建构他的责任伦理观 :以理性为前提 ,以规律为基础 ,以自由为目的 ,关涉到人的行为、幸福、德性、神的存在、灵魂不朽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纯粹实践理性的方法等方面的。在康德之后 ,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萨特、麦金太尔等人对其责任观的空洞性、绝对性乃至启蒙性进行批判。而对待这种责任观在任何时代都应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那就是将责任植根于社会生活 ,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来扬弃它     

康德道德哲学浅析

康德道德哲学以经验主义的幸福论为批判对象,并以动机为根据的动机与效果的历史统一论为基本出发点。在康德那里,道德原则是纯粹的、先验的,视个人的爱好、欲望、情感为异己者,这将导致一种异化的人生存在方式。但是,任何一种理论,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鉴于此,康德道德哲学虽有其困难之处,但其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方向,而且近现代各种哲学流派,探本求源无不与康德思想一脉相承。     

永久和平的天城：康德国际政治哲学批判

康德永久和平的理想是基督教末世论的世俗化，其中诸多观念根植于启蒙时代的理想——在地上实现天城。康德运用自然目的论将自由、理性以及道德理想国等观念注入其中，形成了一种道德的神学，新教的哲学。究其实质，康德所讨论的并非是现实的和平，而是理想的永久和平，这就是在历史终结之时实现世界的伦理共同体。这种追求和平的哲学看似温和，实际内含着激进的因素。     

联合的意志与普遍自由——康德所有权理论的规范性阐释

基于联合的意志和源初契约观念进入法权状态,其根本价值旨趣乃是确保每个人与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行动能够基于普遍法则而契合一致,这也是确证外在获得和私人占有的规范性基础。康德关于所有权的证成路径,不仅破解了占有问题上存在的二律背反困境,其根据实践理性理念确立外在获得普遍原则的先验论证,也与传统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存在重大差异。阐释康德所有权理论的公共自律和普遍自由价值旨趣,有助于我们对相关思想文本作融贯一致的理解,呈现康德哲学的公共性内涵及其与道德自律的深层关联,进而为政治合法性的讨论和人类共同体建构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善良意志与义务

康德的道德哲学表现出了一种理性主义倾向和对道德理性王国的向往。理性、善良意志与义务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康德通过对三者关系的论证形成了其道德价值体系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出自于先天的理性是人类道德的来源,善良意志是理性的功能目标,义务则具体体现善良意志的道德价值。     

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是哲学的建构,还是哲学的消解?——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一个误读纠偏

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为了哲学的建构,而是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消解。马克思哲学的力量不在于本身是否是一个既成的理论模型,而是基于西方思想史中的正义理念,通过哲学的解释功能的消解,对人类社会运行现状进行批判。马克思哲学所引领的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就是哲学自身的消解和哲学从解释功能向批判功能的转向。马克思哲学就是哲学的出走。     

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关于智性直观（下）

牟宗三认为康德哲学中的“智性直观”这个概念可以作为康德哲学甚至西方哲学向中国哲学过渡的桥梁。但是,牟宗三对康德的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不准确的,而且他从康德的这一概念过渡到中国哲学的立场也是不合法的,实际上这是从康德的批判的高度退回到了非批判的独断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