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性别比失衡治理的制度整合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与制度失调密切相关。具体言之,外在制度的不协调以及内在制度的文化堕距致使人们的生育意愿仍以男孩为主。因此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就需要从制度入手。这就需要发挥制度的奖惩功能;制度在制定、执行时应通盘考量;必须发展教育,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     

男孩偏好与父权制的制度安排——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性别分析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其背后与男孩偏好紧密相关。本文通过6个省的实证调查,揭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父权制的三大要素:一是从夫居的婚居制度,二是父子相承的财产继承制度,三是父子相传的姓氏继承制度。这3项制度不仅仅是历史,更是司空见惯的现实;不仅仅是文化观念,更是强制性的资源分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家庭和村规民约的相互作用,更是政府的默认和法律的不作为。由此揭示中国当代社会性别制度的结构方式。     

将制度创新纳入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政策视角——"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制度创新"研讨会综述

2007年7月5日,由中央党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和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教育司联合举办的"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制度创新"研讨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名誉主席、中国妇女研究会名誉会长彭佩云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制度分析视角下的性别失衡治理绩效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框架构建

文章通过对新制度主义三种绩效分析范式的诠释以及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研究现状的评述,阐发了新制度主义绩效分析范式对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研究的意义,据此构建了一个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分析框架,包含了微观个体行动者、中观制度结构和宏观制度环境分析,并运用陕西省神木县的案例对研究框架进行初步的验证,初步揭示出生性别比治理绩效是由个体行动者心理机制、政府治理中的制度结构和宏观的制度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从而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该研究框架的解释力和可能性。     

治理政策、乡土文化圈和男孩偏好:中国农村背景下的三方博弈

文章基于2009年陕西省三县区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性别失衡治理政策、乡土文化圈和男孩偏好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现阶段人们的男孩偏好是性别失衡治理政策的弱化作用和乡土文化圈的强化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性别失衡治理政策通过宣传倡导政策的深入推行能够改善乡土文化圈,弱化男孩偏好,达到真正持久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目标。     

越少就会越好吗?——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对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影响

持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会导致婚龄阶段性别失衡,然而女性数量的稀缺并不意味着女性必然会获得更高的婚姻和家庭地位。文章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婚龄期性别比偏高地区的妇女将更有可能遭遇家庭暴力的伤害,进一步分析发现,性别失衡加剧女性遭受不同类型的身体暴力和精神暴力的风险。文章对性别失衡对家庭暴力影响的作用机制作出进一步探究,发现性别失衡会导致婚姻匹配失衡,以夫妻间阶层差、年龄差为主要体现形式的异质婚姻可能是加剧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之一。研究还对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缓解性别比失衡对降低女性遭遇家庭暴力风险的相关政策进行了讨论。     

中国“剩男”问题的韩国经验研究

中国是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比较严重的国家,＂剩男＂时代的到来暴露出人口研究与决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文章分析了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造成的后果,并根据韩国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方面的经验,提出了细致立法防止性别歧视、法律严禁胎儿性别鉴定、专门机构促性别平等、女性参政体现性别平等等应对措施。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切实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 渝办发[2011]250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为深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关于"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切实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人口结构改善、社会性别平等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现就切实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综合治理工作通知如下:一、充分认识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重要意义     

文化发展与制度创新的辩证互动

文化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辩证的互动关系。本文深入到社会上层建筑的内部 ,具体剖析了二者之间特别是文化与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 ,并联系我国实际探讨了经济 ,政治和文化发展失衡的深层原因 ,论证了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间互为前提和彼此促进的有机统一关系。     

男孩偏好与性别失衡：一个基于需求视角的理论分析框架

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具有男孩偏好的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人口现象,反映出在特定的文化模式下,女性个体利益与家庭和群体利益的矛盾、错位和冲突。本文从需求视角出发,阐述了男孩偏好赖以生存的基础,提出了基于需求视角缓解男孩偏好的初步设想。文中指出,群体层面性别差异的固化,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个体层次的人身安全、保障安全、地位安全、自我价值实现。为此,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必须缓解主体对儿子的需求,从易到难,由表及里,层层剥蚀,集中攻坚：首先找到需求的薄弱环节,并利用性别敏感的替代模式和替代物品来满足主体多方面的需求;然后整合力量,有效动摇儿子需求的根基,缓解男孩偏好,最终达到降低出生性别比的目的。     

农村青年生育性别偏好研究--基于湖北省8市16镇31村的调查

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成为了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的新问题,本文基于湖北省农村的实证研究认为,农村青年较之中年在家庭性别平等观念、对不同性别孩子的价值判断差异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对生育男孩偏好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这为根本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思考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94年以后有迅速攀升之势,农村明显高于城市,省际间很不平衡。由于传统生育观的驱动,农业生产对男性劳动力需求的偏向,监管乏力,《刑法》立法缺位和性别选择技术的应用与普及等原因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十分重要,必须以加强宣传教育、加强管理和监督、完善《刑法》立法、建立养老保障制度等举措进行治理。     

养老金制度中的社会性别倾向

尽管国内理论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分析劳动力市场的男女分工及性别平等,但对由此而引发的养老金制度中的社会性别倾向少有涉及。实际上,多数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都存在退休年龄、待遇水平乃至权利享有等多方面的性别差异。本文拟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定义并度量养老金制度中的社会性别倾向,为中国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思路。     

武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及对策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武汉市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上升,1994年达到120以上后,一直在高位运行。传统的生育观念、利用B超进行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流动育龄女随访服务难落实等是造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严重影响到武汉市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平抑出生人口性别比,要从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入手,完善法律法规,保障女孩、女性的合法权利,坚持政府领导、部门配合、区域协作、防范为主、堵疏并举的方针,切实在社会形成综合治理的氛围和声势,着力突破重点和难点问题,方能抓出成效。     

劣势积累与制度公平

本文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探讨了女性老年群体在获得公共养老保障资源方面所遭遇不公平待遇的社会制度因素,尝试从审视早年生活经历入手分析晚年生活,揭示了女性老年人的困境与她们人生经历的一系列不平等待遇的关系。作者认为社会干预是促进性别平等的手段。公平的社会政策不但要纠正对于女性的社会制度偏见,还应该弥补社会制度偏见对女性造成的伤害。社会保障应该成为这样一个补偿机制。     

浅谈技术创新的制度供给

技术创新是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 ,是社会生产力系统的重大变革。推进技术创新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迫切需要社会制度提供有效的支持。一个社会技术创新的程度 ,取决于该社会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制度供给。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中国农村人口出生性别比发展水平分析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发展变化的自然基础。出生性别比失衡是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一个复杂、实际的深层次问题。依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由于农村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趋势仍未明显缓解。传统的生育文化是导致农村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及执行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关键因素,先进医疗技术的滥用甚至违法使用更加速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状态,另外农村社会保障薄弱以及计划生育户的奖励幅度过低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     

就业性别歧视的文化机制分析

本文尝试着用性别分析的工具,从文化的视角把身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巨大变迁中的弱势群体—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指出就业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状况,揭露了性别不平等背后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因素,分析了社会制度和结构中造成和影响性别不平等的文化机制,认为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文化的堕距是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的根源,提出构建先进的性别文化对解决性别歧视具有重要意义。     

协调社会政策: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途径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大范围偏高现象,已经成为中国人口在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也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隐患.众多政策措施的采取并未缓解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性别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协调社会政策、改善女性地位,是治理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