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慎捕”原则探析

2006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其中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这一规定明确了审查批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采取的“慎捕”原则。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坚持“慎捕”，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现，但由于种种原因，实践中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慎捕”原则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民行检察·西部论坛在渝召开

2008年12月17—18日，“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的待遇与人权保护国际研讨会”在重庆隆重举行。此次国际研讨会是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挪威议会行政监察官办公室国际合作项目年度计划，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安排来渝举办的。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挪威、中国关于对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期间的人权保障等司法实践问题。     

夺命“神医”

2010年7月，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发生一起“神医”诈骗案，受害人被“神医”以消除血光之灾为由骗取15万元现金后自缢身亡。沙湾县公安局刑警顺藤摸瓜，于2010年12月在湖南省将“神医”诈骗团伙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目前，此案已交由沙湾县人民检察院，等待五名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没收潜逃贪官违法所得程序的标本意义与不足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这是在8月24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特别程序中，专门新增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2012年最佳警用科技

在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作斗争的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正在不断“进化”，不少犯罪嫌疑人及其团伙越来越熟练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了有效打击这些“高智商”的犯罪分子，警察也需用利用新科技不断强大自己的力量。     

犯罪嫌疑人辩解须记录在卷

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多对自己所犯罪行作出种种辩解，尤其是贪污、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几乎“十案九辩”，而侦查部门出于指控犯罪需要，对其多不记录。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辩解须记录在卷：1、从法律规定看，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司法人员必须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犯罪嫌疑人的辩解本身就是一种法定证据，对犯罪嫌疑人的辩解…     

“亿霖案”定罪的法律思考

2007年8月底开始，轰动一时的“亿霖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开始陆续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昔日“合作造林，首选亿霖”的豪言壮语，如今被认为是一场骗局。 因“亿霖木业案”涉案金额高，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多，再加上著名演员葛优对该事件的参与，这起案件被公安部门列为“迄今为止北京市最大传销案”，甚至有人称之为“中国传销第一大案”。 然而，尽管“亿霖木业案”在很多事实细节上体现了非法传销的一些性质，也被认为是传销大案，但对于相关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却存在很大的争议。 犯罪嫌疑人到底该以何种罪名起诉？起诉罪名能否成立？对于该案件定性方面的疑问，我们特别采访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的李肖霖律师和河南众孚律师事务所的王建胜律师，请他们对本案的定性问题作出法律分析。     

商某制造注册商标的行为能否定罪

【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商某，系大足县某镇个体印刷商。2005年5月，一名自称“宋美美”的妇女到犯罪嫌疑人商某负责的印刷厂找到商某，要求印刷含“金刀王”注册商标标识（该商标使用期限至2005年8月，后未续展）的剪刀外包装盒4万个，并提供了该产品包装样品。在     

思路与出路：对解决律师“会见难”路径的反思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修改新增“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制度后，因律师会见处处受阻和屡屡受挫，逐渐演变为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三难”之一，即“会见难”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该制度本身的反思。不少学者和律师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解决“会见难”的思路。一般的观点认为。是追诉机关的权力过大，     

对“网上追逃”错捕公民的行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楚天都市报》2000年4月2日第10版，载王进《两例“网上追逃错捕”的民案引发法律争议》一文，其中一例为：去年9月至12月问，朱雪峰在镇江、芜湖、北京之地先后被警力“抓获”，警方在查验朱的身份证件时，资料显示其与网上通缉的杀人犯相同。后经与朱所在地公安机关核对，方知朱并非犯罪嫌疑人。原来朱的有关资料被安徽宿州市涌桥区公安分局当成犯罪嫌疑人资料错误输入，才导致朱遭网上通缉。     

必须杜绝“借时间办案”

刑诉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由于刑诉法严格限制了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的持续时间，检察机关在查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时，便“借用”纪检、监察等部门的时间来延长自己的办案时间。我们认为这种“惜时间办案”的做法不可取。第一，“惜时间办案”规进了法律，具有违法性。“惜时间办案”规避法律规定，以纪检、监察部门谈话的名义限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显然是变相地拘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纪检监察部门是党委和政府的纪律检查部门，不具备实施强制措施的主体资格。这种以谈话…     

对“亲情会见”制度的探讨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近亲属（一般也就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教育、     

春天的故事——记律师与警官、检察官和谐办案

4月1日，阴雨绵绵，我乘坐由北京西站到福建龙岩的火车，旅途8个多小时到达，龙岩。此行是为一起非法买卖爆炸物品案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到达龙：岩后，我为能否顺利地见到犯罪嫌疑人忧心惶惶。我试着给经办案件的蔡责勇警官打了电话，提出要会见犯罪嫌疑人，蔡警官爽快地回答：“可以会见。”还详细告诉了我他的工作地点，     

500万大奖击溃一对好兄弟

2002年4月24日，全国首例体育彩票敲诈勒索案在河南省汝阳县告破，犯罪嫌疑人方鹏被汝阳县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准逮捕。笔者在县看守所采访了犯罪嫌疑人方鹏及相关人员，揭开了这起因“红眼病”引发的大案。     

对犯罪嫌疑人姓名的核查马虎不得

案件审查的头道工序，就是审查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许多同志认为这道工序是“例行公事”，不甚注意，尤其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什么、叫什么，更不当作一回事去认真核对。孰不知，姓名里面也有名堂，万万马虎不得。几年前，我院一名同志审查起诉一起案件时，从案件材料中得知被告人姓“汶”，想当然地认为是别人把“温”不规范地简写为“汶”，在抱怨了一番他人“瞎编滥用简化字”后，便在起诉书中把“汶”改成了“温”。谁承想，这个被告人还真是姓那个不多见的“汶”。法庭上，律师抓住这点疏漏，硬说被告席上的汶某…     

关于内地与香港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的几点思考

内地与香港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是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一国两制”为主线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两地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需要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 ,两地相互移交犯罪嫌疑人首先必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司法协助 ,坚持“一国”的主导地位。其次 ,两地应当本着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原则 ,使犯罪嫌疑人的移交工作在“多一点合作 ,少一点限制”的格局中顺利、高效地进行。唯有此 ,两地的法律制度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两地居民的合法利益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     

许歆琦网上追逃法

“三位一体”抓逃法 所谓“三位一体”，即心、脑、机一体。是指借助公安信息平台，专心致志地浏览网上逃犯信息，心无旁鹜地死记硬背网上逃犯特征，真正使在逃违法犯罪嫌疑人有关资料入心入脑，深深地刻在记忆中，连做梦都能梦见，一旦与在逃人员相遇便能很快做出反应。2006年8月21日，我和战友抓获了一伙赌博人员，在审理过程中，有一个人报名“张登挥”，     

坐奥迪车的“国务院高官”是菜贩

2007年10月5日，山东省青岛市南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诈骗案：被告人高新河以“本家哥哥是省里的大领导、自己在国务院工作”为名，诈骗钱财合计200多万元，并成功地“俘虏”了一个漂亮女人，过起了金屋藏娇的生活——而这位神通广大的犯罪嫌疑人，只是个混迹于山东和北京的菜贩子，而且早已结婚……     

传递法律光辉的使者

2011年以来，大连市检察机关继续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一年来．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832人，提起公诉4996人；快捕快诉黑恶势力、涉枪涉爆、涉毒涉赌、“两抢一盗”犯罪嫌疑人1490人，提起公诉1523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反思——从剃“光头”、穿“黄马甲”说起

近年来，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围绕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进行了许多方面的改革，如律师的提前介入、侦查讯问中的同步录音录像等。本文从小处着手，通过对刑事诉讼中普遍存在的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剃“光头”和穿“黄马甲”现象的分析来揭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方面仍然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本文首先从历史、法律依据和目的等方面研究了此现象的形成原因，然后从依法行政、审前羁押的目的、无罪推定原则、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权、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法律地位、首因效应和“尊严理论”七个方面分析了剃“光头”和穿“黄马甲”的诸多弊端，并由此进一步剖析了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结合现实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